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02.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绿光往事
作者：詹宏志
内容简介
 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往事却并不如烟。 在第一部家族私史中，詹宏志追忆似水流年，深情回忆亲情故事，巧妙编织出自身从懵懂到认知的成长经纬，同時营造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氛围。 第二部绿光往事，记录了作者人生道路上的难忘片段：偷看电影被抓的尴尬经验，少年同窗情谊 的追溯，世界各地最具好感的书店，咖啡生活的趣味，以及文学与音乐的启蒙等。 简洁，清新，画面温馨淡雅，情感朴素深沉，读后回味无穷，是詹宏志与众不同的文字魅力。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序
人生来是个张望者，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动…。
但或者不是？婴儿初生下来的时候，视线迷离，听觉锐利，他依靠听觉校正他模糊看见的一切，并赖以学习语言，这个阶段，他其实更是像个倾听者。
但那只是很短的时间，很快的，他的视觉发展起来，也许此刻世界在他眼前已经明亮并宽广许多，世界流转开始引起他的兴趣。本来他的视野仅及于照顾他的「母亲」的脸庞（他也许还不知道「母亲」的意义，但他的观察重心的确是这一位「照顾者」肌肉牵动的脸部表情），或者仅及于头上那个旋转并发出声响的吊挂音乐铃。此刻他的头部已经能够转动，他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他开始看见许多事，大量的「视讯」代替了声音，成为刺激他脑部发展最重要的来源，他变成一位张望者了，而且他将一辈子都是。
想像一个小孩躺在那里，他扭动身体，旋转刚刚发育的颈椎，眼睛清澈明亮，世界在他眼前舞动流转，讯息一幕一幕不停地倾注入他的眼中。他看着世界，却还不明白每一幕画面的意义；他看着世界，却对世事无能为力…。
我仔细端详另一个成长的小孩，想像自己最初的成长，我必须藉由观察他者以了解自己，因为我已不复记忆。
我穷尽力气却仍无法记得，当我躺在那里，嘴里依依哦哦练习着尚未成型的语言，扭动身体并旋转头部，张望眼前流转而过的一切事物，我究竟有什么感受。我已经不复记忆，我是如何认识这世上的诸事诸物，我也不复记忆，「意义」是如何第一次进入我的脑中，像黑暗中划开一枝火柴一样…。
等我再有记忆，我已经是个我所认识的张望者了，清晨时光在窗前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转。这个时候，我身后已经有各种杂沓的背景声音，我不必回头，就能认出其中有一种声音是我母亲在呼叫三阿姨帮忙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母亲用锅铲碰撞炒锅的声音，也有一种声音是炉上水壶烧开的声音，当然还有大哥匆促刷牙漱口的声音，我还能听出母亲装填便当的声音，邻居妈妈斥喝小孩的声音，二姊收拾书包的声音，末子阿姨走下楼在门口拦住骑脚踏车卖菜农人的声音…，每一种声音我都能辨认，每一种声音对我都有「意义」，我是身处在一种我所熟悉的「环境」里了。
也许正因为这一切是每个人「认知系统」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太熟悉它，以为它的存在理所当然，甚至到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地步，不曾动念想要检视或盘点它们。等到我惊觉「成长」阶段已远邈，如今剩下的只是「衰老」和「消逝」，就连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也已完全成了逝去的风景，我才发现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并不如想像耐久，它们更像朝露泡沫，或者更像是我童年在田边路旁常看见的某种朝绽夕淍的不知名花朵，你是一转身就再也不见它了。
那约莫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或者已经是二年级？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勇敢地想一个人走往远一点的地方。我住在小村镇的街市边缘，稍稍往外走去，就是满地的稻田与菜园；抬头我可以看见村里每个角落都见得到的一座山，山势平缓伏起，形状彷若一匹匍匐沉睡的巨兽，山名虎山，是传说中昔日国姓爷郑成功掷剑伏虎的所在。我沿着山脚下的农村道路前进，每隔一小段路，我可以看见村里的一些小聚落，通常是一丛丛竹子和几栋黑瓦土墙的房舍，农舍旁总会走出几只昂首阔步的鸡禽，机械化地点着头啄食地上的砂粒，也不时会从农舍后面传来猪只鸣啼的声音。
我快步走在灌溉用的沟渠旁，流着汗吹着风，微微有种身体上的快适感。水沟旁的高地有时候农人会种植番茄，我可以看见叶子下藏着青色的纍纍结实。水沟上方也飞舞着蜻蜓或者蝶娥，稻田整齐干净，不容易见到杂草，即使是在水田边缘或者田埂纵横之处。但是地上一朵紫色的小花引起我的注意，啊，那是多么美丽的小花呀！我幼稚的美感心灵被触动而颤抖着。它从地面的低草丛长出，约为拇指指甲的大小，淡紫色，花分四瓣，中有黄色的花蕊，露珠滴在它的身上，让它在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也许只有广播剧里的「可怜花」可以描述它。但它太娇小脆弱了，我不敢冒险摘它，我想着回头的路上再把它摘回去，也许还来得及把它插入有水的小瓶，有机会让它持续得更久。
等我冒险完毕，回头寻找那朵花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挂了，热气蒸腾，我头上冒着汗，汗水滑落整片脸颊。但我找不到那朵沾着露水、可怜楚楚的小紫花，我搜索记忆，想再度确定它的位置，我错记它的位置吗？还是被其他人摘取了呢？最后我在一丛野草里看见一朵干扁枯萎的残花，早上是一朵新绽盛开的花朵，不到中午它已经历经了生命，成为枯萎消逝的美丽。我彷彿受到了某种震撼，若有所失地走了好一段路，如果可怜之花的日子如此短暂，我自己又将如何呢？
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消失」或者「改变」，可能是生命的基调。坐在窗前再看眼前的世界，我也有了不同的感受，我逐渐认出来，即使是我坐着不动所看见的世界，也一迳地变个不停。昨天还叫卖着馒头的山东老兵，今天不再出现，他到哪里去了；挑菜来卖的大婶，有一天变成年轻的男子了：清晨送丧的队伍，带走了隔壁的阿婆，她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
何况后来我也坐不住了，我长大了，离开了家，投入外面的红尘世界，从此我卷入它，和世界一起像在洗衣机里一样快速旋转，头昏目眩，无暇思考。
又有一段时间，当我在工作中奋起争斗，我以为我在经营世界，后来发现你的生涯其实只是急流泛舟，高抛或坠落，尖叫或惊叹，身不由己的时候多，自主掌舵的时候少。也许我可以修改胡适的诗句，来做戏谑式的自我写照：「清夜每自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公司，一半属朋友。」
也许就是这些真实感受，让我转而珍视短暂的人生经验，让我意识到生命里的每个片刻都有特殊的存在之理，让我相信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如果是这样，重新把人生的片段遭遇和交臂的各色亲友记录下来，不仅可供疗愈，也加强了自我的「存在感」，我们真实存在，不是吗？
是这些力量，引领我去描写我的父亲、母亲、六个奇妙的阿姨，以及我的兄弟姊妹。也是同样的力量，让我去追想成长中的平凡却刻骨铭心的遭遇，那些平凡却真实存在的邻居与友人。
此刻我彷彿是一位坐在电影院里的观影者，灯光灭去，黑暗中绿光闪烁，它投射在银幕上演出一幕幕的「过去」，但影片里的故事好像有点过度戏剧化而不真实，配音也好像太熟练、太干净而显得不写实，我也看得有点尴尬，又觉得熟悉又觉得陌生，不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电影有时候拍得好，有时候拍得坏，但既然进了电影院，不如就平心静气看下去…。
（作者按：我把一部分在《雪爪追踪》里的文字编辑成书，这篇有感而发的文章似乎是可以做为它的新序，既然文章都发表在这里，我也就把序放在这里了。）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夜市
在通往夜市的路上，父亲咳得厉害，几乎要把肺囊都咳出来，激烈的咳嗽声响彻在安静无人的街道上。他的背愈来愈佝偻，脸色也昏暗蜡黄，简直和他右手食指、中指之间被尼古丁薰黄的颜色愈来愈分不清。他穿着变黄的汗衫和灰旧的西装裤，看起来也有点邋遢而猥琐，和其他没出息的乡下中年男子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其实是既不情愿又不甘心的。
这样的父亲和我的想像、我的愿望，以及我的描述太不吻合了。我总是在学校里向老师、同学吹嘘地描述父亲的丰功伟业，他是如何厉害的煤矿工程师，管理着多么进步的煤矿，如何在遥远的矿场里工作，虽然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也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像我们所在的农村那么平凡。
事实的真相是，父亲已经病重，连医院也不再肯收留他，只要他回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煤矿，不再外出工作，每天坐在家里同一个位置抽菸发呆，一遍一遍读着报纸，喝着反覆冲泡直到淡而无味的香片，偶而才外出散步或买菜。但他体面好看的西装、闪闪发亮的皮鞋都已经收起来，他渐渐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一样，变得焦黄、衰老而猥琐，他不再在乎外表，内衣汗衫就可以当做外出服，渐渐不像我口中骄傲描述的英挺人物，这让我又着急又羞愧难当。
走往夜市的途中，我的感觉愈来愈复杂，因为很快地我们就要进入比较热闹的小镇市区，走进镇上那唯一的一条晚上灯光明亮的街道。在那条街上两旁的商店里，将会遇见我的同学坐在店里呆望着外面，他们有的家里卖现制的面条、有的卖鸡蛋和酱菜、有的验光配眼镜、有的卖木桶、水桶、铝桶，有的家里修理脚踏车，或者家里是布庄、米店、西药房…。他们将会看见我和一位平凡邋遢的衰老男子走在一起，他们将会识破我的谎言，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在远方的台北，而是在乡下无所事事。
我轻轻挣脱父亲握着的我的手，稍稍落后一步跟着他，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松开我们的关系；父亲似乎不曾察觉我的心思，继续在黑夜里咳得呕心掏肺，身体激烈地震动。穿过了两旁都是稻田的道路，我们进入灯光明亮的街市，经过同学家的制面所，经过同学家的杂货店，经过同学帮忙看守的夜市摊贩，父亲走进一家镇上仅有的西药房，我跟着后面，那也是一位同学的家，同学正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只能面无表情不理他。
进了西药房，坐在客厅的药师向父亲点头致意，请他进入后面的小房间，等父亲坐定之后，头发已发白的药师拿出一只巨大的玻璃针筒，为父亲注射一种黄澄澄的药剂。针头插入手臂的肌肉时，我瞥看见父亲皱起了眉头，大概是试着忍住疼痛吧。打完针后，药师和父亲又聊了一下天，父亲才步出药房。一星期总有一次或者两次，父亲就要到药房来打一针，我们都听说父亲病得很重，每周打针就是明证，但我也不知道他患得是什么病。
虽然和父亲一起上街，有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尴尬压力，特别是他愈来愈萎顿的容貌，和愈来愈随便的穿着，但我还是喜欢和他出门，因为最后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打完一大筒针之后的父亲似乎心情愉快，他的面容焕发起来，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走，我们去吃面。」
我们穿过夜市，那里常常有吸引我目光的跑江湖卖膏药的师父，他们总是带来各种不同的把戏，让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大开眼界，顺便还学到各种猥亵的禁忌知识。有一些卖跌打损伤外敷药的师父强调练功习武，他们自己就是穿着短打、一身肌肉的练家子，地摊上除了摆着药粉、药膏、贴布之外，也摆着几张证书、感谢状，和照片，旁边更散落着放着石锁、金枪、刀剑之类的武器，点明他们的来历。他们也总是先表演一段拳术或耍一趟刀枪，然后才托着盘子卖一会儿膏药。有些师父则带来奇怪的动物，有人耍猴，有人玩蛇，也有人带来能表演特异功能的老鼠、鹦鹉，或松鼠，有的师父则带来不曾见过的奇禽异兽。有一次，有一位师父带来一条两头蛇，放在一只布袋里，摊上有状极狰狞的图片，标示那袋子里是一条世间罕见头分双叉的凶猛眼镜蛇，布袋蠕蠕而动，卖药师父又几次作势要把袋中之物扔到我们脸上，吓得观众东躲西闪，沾染不祥。我站在那里看得忘了时间，直到姊姊寻到夜市把我唤回家，那条「两头蛇」始终没有现身，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但今晚和父亲一起出来，我是不可能在卖药摊子前停下观赏的。我们直接穿过夜市，来到市场口的小面摊，卖面师傅不巧也是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巧不巧，镇上那么小的地方，每个都认得每个人，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有点什么关系。
点着黄色灯泡的小面摊卖的是典型的台湾切仔面，有油面、米粉，也有我们爱吃的意面，面摊上更有各种令人垂涎的小菜。父亲和我坐下来，他自己叫了一碗意面，也为我叫了一碗，并且要面摊师傅在我那一碗面里加上一颗卤蛋，有时候则加一颗卤贡丸，是更奢华的意思了。意面的汤很清，汤上漂着一点香气十足的油葱，面上放着一些豆芽和韭菜，并且摆上一片白煮的猪肉片。我们太少有机会能够在外吃东西，这种偶然才有的小吃对我而无疑是最高美食。特别是那一颗在卤汁中卤煮极入味的贡丸，它不同于后来我来到台北才吃到的弹牙新竹贡丸，它更大更软嫩，中间包有肉未，似乎是鱼浆所制（而非一般贡丸的猪肉），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鱼丸或贡丸。
吃完面后，父亲点起一根菸，若有所思在面摊上沉默许久，我在旁边呆呆地等着，很怕遇见面摊老爸的女儿同学，心里希望父亲赶快起身回家。我的念力彷彿奏效了，父亲好像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头家，这边算一下。」付帐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一前一后从灯光明亮的街上慢慢走回黑夜中的家。
父亲有一次在回家前迟疑了一下，交代我在家里不要提到在外吃面的事。我点点头，以为是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不一定能「公平」地带大家出门，特别是一些兄姊已经大了，大我一岁的哥哥又在准备考初中，真正能跟着父亲出门的只有我和弟弟，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其他小孩不开心吧？
这样和父亲在夜晚的市场口吃面的机会有好多次。昏黄的光裸灯泡下，小面摊冒着白烟和香气，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漂浮着一、两片白肉，以及那一颗大如拳头、软嫩柔美的卤贡丸，合起来成为我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闲聊时提及父亲带我去吃面的旧事。母亲说：「那是他该打针的钱，是他自己不想治疗了，每次只打一筒营养针，另一筒的药钱就拿去给小孩吃面了。」她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到他死前才知道。」
父亲交代不要提到市场口吃面的事，原来是这回事。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六阿姨的聘礼
两位工人模样的男子吃力地抬着一个木头架子上楼来，狭窄的楼梯通道让他们回旋困难。抬上来的架子约莫是六尺长、两尺宽，架子上满满地放着一个一个的大饼，大饼上贴着一张红纸，写个囍字。两个人把木头架子抬进来，放在榻榻米上，低头欠个身，算是行了礼，父亲正襟跪坐，头发梳得油光整齐，他弯腰深深鞠躬回礼，工人们随即退了出去。
紧接着又进来另外两名工人，这回我认出其中一位是附近糕饼店的师傅，毛巾还绑在额头上，他们抬进来另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一样满满摆着贴有囍字的大饼，父亲再度鞠躬回礼，他们也退出了。然后是另外两名工人，架子上是同样的大饼和装饰；然后再有两名工人，又是一架子的大饼…。
可能已经来了约莫十个架子，榻榻米上已经排得到处都是了，架子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喜事大饼。但工人和架子还没停，像水流一样，来了一队，还有一队。楼梯口已经挤满了好奇窥探的邻居小孩，使得搬运工人的行进速度更加缓慢，我们自家小孩一样好奇，我躲在妈妈背后观看，哥哥姐姐们则藏在父亲背后的房间，拉开纸门张望着。
突然间，工人抬进来架子上的内容主题起了变化，这一回架上不是大饼了，而是一堆一堆的糖果，有冬瓜糖、花生糖、牛轧糖，还有大块的冰糖等等，五颜六色，十分诱人。两名工人退出去，另外两名工人上楼来，同样是一架子五颜六色的糖果。探看的人更多了，不再只是小孩，连大人都来凑热闹，父亲堆着憨憨的笑容，忙着鞠躬给送礼工人回礼，又要点头和观看的邻居打招呼。这时候，担着糖果的架子还继续川流地送上楼来。
糖果的架子走了一阵子，架上的陈列又变了，这回是各种花糕了。雪白色的方糕、米黄色的花生酥糕，一块块叠起来，堆成梯状，每个架上有好多堆。然后糕饼店的老板也抬着其中一个架子上楼来了，放下架子，立即趋前和父亲道贺，一面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他的满头大汗。
花糕走完，新的架子里的内容复杂起来，有瓜子、甘纳豆、橄榄之类的零食，我对甘纳豆特别垂涎，因为那是我最爱的零食。架子上有的也摆着香皂、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一块一块叠成金字塔型；还有一块一块折好的布料，或者缎子、丝绸，或者是布面，甚至还有可做西装的高级毛料。
屋子里里外外全都堆满了架子，工人还是两名一组地陆续搬东西进来。这时候鞭炮声响起，准姨丈进来，满脸诚惶诚恐立刻扑跨在父亲面前，父亲慌不迭地去扶他起来，两个大人拉拉扯扯，嘴里讲着各种客套的话语。我听到父亲说话的内容，意思好像是要他把东西拿回去，心里不禁暗暗着急起来。
准姨丈，也就是后来的六姨丈，和六阿姨交往已经一阵子了，偶而还会来家里做客，和我们家人也已经熟了。他讲着一种奇腔怪调的台湾话，还带着浓浓的鼻音，常常被我们小孩拿来模仿取笑；妈妈说因为他是福州人，讲的话和我们漳州人不一样。准六姨丈有自己的事业，是我们往来亲友中经济最宽裕的人，他的提亲得到父亲首肯之后，今天送来的聘礼就是丰硕壮观而礼数周到的，邻里街坊之间面子已经做足了。
妈妈有六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六个阿姨。妈妈的父母亲在战争时期就都已经过世了，六个阿姨都由大姐夫（也就是我的父亲）扶养成人，现在父亲也是以家长的身份来主持这些小姨子的婚事。六阿姨年纪较小，准备结婚却比较早，三阿姨、四阿姨都还没嫁呢。不，我这样说也不对，七阿姨年纪最小（所以叫做Sueko日文里「末子」的意思），却早在一年之前已经嫁人，只是她嫁的夫家较穷，没有这样的聘礼场面。
但父亲意志坚定，最后用长辈的口吻，下了像是命令的话：「大饼我跟你收下来，其他你拿回去，这样已经足够了。」妈妈也立刻在一旁帮腔：「对呀，这样已经足够了。」
两个男人又言词推让了一阵，但肢体已经缓和了。准六姨丈终于回过头，对着即将搬架子的工人挥挥手，工人会意止步，转身退回去，走在后面的搬运工也都吆喝着回头了：「不收了，不收了，回去吧。」准六姨丈也跟着退出去，屋子里突然间就平静了。
看到大人们离开，我高兴地在礼物架子中跳来跳去，检查各种聘礼的内容与用途，我当然最觊觎那些多达数十包的甘纳豆，粉红大颗的纳豆饱满结实，每一包都是两斤装，份量十足，我想像我们小孩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它，不必再小心翼翼一颗一颗地囓咬着。
不久后，糕饼点店的老板肩上披着毛巾匆匆跑来了，父亲不知道对着他低语说了些什么，又拍拍他的肩膀，糕饼店老板一直点头，汗珠从他额头上滴下来。糕饼店老板离开几分钟之后，一群工人又回来了，一样是两人一组，他们开始把送来的架子连同上面的礼品抬回去，一架子一架子拿走了。
所有的小孩都呆若木鸡站在旁边，惊骇地看着搬运工作的进行，看着那些美好的东西成为昙花一现的梦想，如今又重新一样一样地消失在眼前。我没说话，我才四岁，轮不到我说话。不知道是那个小孩先开的口：「妈妈，为什么这些东西要退回去？」
妈妈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小孩子们的失落和失望，只是淡淡地下了坚决的结论说：「我们不能收，收了以后我们怎么还人家还得起？」
要等到很多年后，我们有了录影带的观片经验，我们才会说那像是「倒带」一样，但那时候我们不懂得这样说。工人们先把衣料拿起了，然后把日用品也拿走了，然后开始搬运那些零食。瓜子、橄榄我都不那么在乎，很快他们就开始搬那些甘纳豆了，每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抬起出去，我的内心就阴沉一分，也破碎一分。
终于，他们要搬运最后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了，他们显然无意留给我们任何一丝的希望，我忍不住冲出去，拦住工人，紧紧抱住那个架子，大哭了起来。
工人停在那里，忍不住地笑着，一面转头看着我的母亲，妈妈走过来把我抱开：「乖，那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要还人家。」
我明白那是最终的命运了，每一次的抗争最后都是同样的命运，你永远不可能对抗大人的最后决定，我有限的生命经验已经明白这件事。我不吵闹了，噙着眼泪，一面还轻轻抽泣着，安静而认命地看着工人们把那些放置在房内的礼物架子一个一个搬出去。
其中的大饼已经被妈妈指挥阿姨们收了下来，并且一面忙碌地送往左邻右舍，空架子也让工人收回去。礼物搬空之后的日式屋子，不知怎地，看起来比原来空旷荒凉许多。

第一部 家族私史 末子阿姨的婚礼
战争之际，似乎亲人容易死去。倒不一定是因为刀兵之灾本身，虽然每个人也都能说出一些空袭时砲弹如何从发梢掠过，或击中邻居的惊险故事，但我听到的直接死于空袭或射击的平民故事还是比较少，大部分是死于战乱流离、疾病无药可以医疗，或者是营养不良等的间接原因…。
与战争经验同时常常听到的故事是疟疾的流行，妈妈说患染痲剌痢亚（Malaria）打起摆子来很痛苦，一阵冷一阵灼烧，不断出汗，好像要死去一样，但发作一阵子痛苦又会突然消失，你还是得没事人一样爬起来生火烧饭，煮饭煮了一会儿，摆子又急急发作了，忍不住时只好丢下煮了一半的饭，再挣扎去床上盖着棉被发冷发热，好了再起来工作，也继续等待下一次的发作。
妈妈说这样的往事说得稀松平常，因为无药可医，痲剌痢亚传播又广，好像身旁亲友都轮流染病发作似的，这些故事也因而听起来不像灾难或悲剧，倒像是在说早上起来轮流去吃一碗豆浆那样的日常生活琐事。但毕竟许多亲人还是在那个时节里死了，生离死别的遭遇也多了。
「那时候没东西吃，也没有药医病，只能眼睁睁看她倒在眠床上，一点一点死去。」妈妈淡淡地叙述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外祖母，在战争中过世的往事。
妈妈是家中最大的女儿，已经嫁人，和她还很年轻的母亲一样，都得料理一个家，她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好像是姐妹或者相互打气的朋友，而不是母女。但外祖母在战争中经不住生病的折磨死了，身后留给母亲尚未成年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这还不包括另外在战争中夭折的最小的一个…。
妈妈讲到往事，提到这些自己的弟妹，才开始真正长吁短叹，因为这些众多弟妹的油瓶才是她内心最大的压力，她那个时代一个无力谋生的女子，这样的命运可以变成巨大的悲剧，可是父亲似乎是毫无反对意见地接受了这些来自婚姻的新牵累，也肩起亦兄亦父的照顾责任，直到他们一一成家立业。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的这些阿姨们提及父亲时都还恭恭敬敬地说，欧尼桑（日语称呼哥哥的敬语）如何如何；妈妈和她们说话也总是说，「恁阿尼仔待你们不薄啊，一个个把你们养大，他有一口饭，你们就有一口饭呀！」阿尼仔就是欧尼桑的暱称，小时候家里的用语有许多这种日语变台语之后的变体语言，我长大之后学了一点日文才弄得明白。
一个家庭剧变可能带给妈妈长期的心理压力，总觉得亏欠先生和婆家，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变得很严厉。但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这可是一件热闹好玩的事，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生存压力，只知道很少有其他朋友家里住着这么多年轻美丽的阿姨，每天忙进忙出。
年轻的阿姨们忙些什么？忙得就是我们这些更小的小孩。我们每个小孩都「分到」一个阿姨，像是特别照顾我们的奶妈一样。这些「分配」好像没什么规则可循，像我就「分到」家里年纪最小的阿姨：「末子阿姨」。
末子阿姨是妈妈家中最小的妹妹，妈妈叫她Sueko，也就是「末子」的意思，但我们小孩不懂日文发音，只是跟着大人叫：「苏雷可，苏雷可。」
末子阿姨有一段时间曾被送到别人家收养，妈妈可能是想减轻夫家的负担，其他妹妹比较大，已经有一些较强的个人意志，最小的妹妹还小，就送到人家家里去了。那个时代「童养媳」的风俗还在，也有人愿意收容，但到了人家家里一阵子之后，大概是不习惯，或者受到不好的对待，末子阿姨又逃了回来，妈妈不忍心，何况父亲也觉得不必如此，末子阿姨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的末子阿姨有一点心理不平衡，又正是青春期的叛逆少女，她是唯一会和妈妈顶撞的阿姨。但末子阿姨的叛逆和脾气并不用在我身上，她做家事时，累了会发脾气，觉得老幺没人疼。但她负责照顾我时，她总是大眼睛瞪着我，满脸堆笑逗着我玩，对我好极了；我顽皮惹妈妈生气时，她总是匆匆把我抱走，生怕我会被妈妈责骂…。
末子阿姨自己也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小孩，她也不喜欢成天待在家里，喜欢到处东看西看。她常常把我用包袱布绑背在背上，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溜出门外，来到隔壁卖花生汤的人家串门子。卖花生的家里有年龄相仿的大姐姐，她们在厨房一面聊着天，一面帮忙捡着花生。我本来昏昏欲睡躺在末子阿姨的背上，被花生汤的热气与香气惊醒，忍不住挣扎起来；这时候，末子阿姨会让卖花生汤的大姐姐舀半碗花生汤给我喝，花生汤雪白浓稠，香甜柔顺，还有一大颗一大颗软绵绵的白色花生仁，十分好喝。末子阿姨一面喂我喝花生汤，一面抚着我的脸颊唱歌，直到远方传来妈妈斥骂的声音，末子阿姨吐了吐舌头，手指在唇上比了一个千万别说的手势，重新把我绑在背上，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有一天晚上，末子阿姨呜呜的哭了，她对着妈妈说：「阿姐啊，我不要嫁人。」我走过去抱住她，想知道怎么了。妈妈笑着对我说：「苏雷可明天要嫁人喽，她要你做她的花童。」末子阿姨也破涕为笑，把我搂在怀里，她又哭又笑，我太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依稀感觉末子阿姨在帮我穿衣服，我睁眼看她，她穿了一身白色美丽的新娘服，三阿姨走过来要帮手，末子阿姨又哭了：「最后一次我给他穿衣服了。」鞭炮在外面霹哩叭啦响，大人们匆忙的脚步交织在纸门外，我爬起来，发现自己穿了一身新衣。妈妈笑呵呵走过来说：「赶快到门口去，新姨丈就要来了。」
妈妈跟我说，要站在门口等待，看到结彩带的黑头车来，鞭炮响起就要去开车门，她反覆叮咛，一直说：「会不会？嗄？」
我像个小聪明一样大声回答：「会！」
车子果然来了，到了门口停下来，鞭炮也响了，四面漫起浓烟，我走过去开车门，但是试了几次都打不开，新姨丈笑呵呵地从里面开了门，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了跤。新姨丈大手一把捉住我，笑吟吟地把一个红包袋塞进我的裤子口袋。然后大人们有许多喧哗笑声，我看见末子阿姨打扮得像仙女一样美丽，端着茶和橘子走出来，然后又有许多喧闹和仪式。
最后新姨丈扶着末子阿姨要走了，末子阿姨突然又回头满脸泪痕捉住妈妈：「阿姐呀，我不要嫁。」妈妈和父亲却都只是堆着笑，末子阿姨又冲向我，把我紧紧抱住，哇哇哇大哭起来：「阿姐呀，我舍不得小弟呀！」
但那只是仪式，阿姨最后牵着我的手，缓缓走出门外，准备要上车，鞭炮又响了。可是我在爬上汽车的时候，头顶撞上了车门，痛得大哭起来，新娘子急得把我抱在怀里，把白纱也掀起来：「呀，惜惜惜，不要哭。」
喜宴上，末子阿姨一直抱着我，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的模样。最后妈妈和父亲说要走了，末子阿姨又用红包袋包了一只鸡腿塞在我手上。回家的车上，我本来开开心心吃着鸡腿，但愈想愈不对劲，我突然发现我的苏雷可阿姨没有回来，而且可能是不会回来了；鸡腿还咬在我的嘴里，我已经忍不住大哭起来。
妈妈一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人家在扮喜事，你这个小孩早也哭晚也哭，是要做啥？」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四阿姨的约会
一直窥探窗外的妈妈突然轻呼：「啊呀，来了，来了！」三阿姨闻讯则掩口惊呼：「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全家人旋即陷入紧急与混乱当中…。
我从二楼窗户探头去看，昏黄夕色里，一辆三轮车的黑影已经从远方的公路转进我们房子前方的小径，沿着稻田一路行来，很快就要来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还想继续探伺从三轮车下来的是何方神圣，冷不防三阿姨一把抓住我的后领，一面气急败坏在我身后大叫：「人家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去穿鞋？」
我早已经穿好全身整齐的礼服等在屋里快一个钟头了，这样光鲜的打扮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现在才秋天呢，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但今天是一个新鲜的大日子。四阿姨经过相亲之后，已经初步对男方有了好印象，现在对方诚恳邀请，两人将进行第一次单独的约会，让彼此有更多相处了解的机会。当然，在那个时代未结婚的孤男寡女怎好独自私会？女方提条件说要带一个伴同行，而选中的护花使者就是不满七岁的我了。
约会的节目是说好由男方请客的一场晚餐，小镇里没有像样的餐厅，男方因而把约会订在隔壁村子的省政府员工福利社附设的餐厅，路途可不近，男方又约好亲自来接。整个下午全家上下都神经紧绷、坐立不安、议论纷纷，妈妈盯着四阿姨的服装换了又换、看了又看，三阿姨也凑着一起讨论各种细节。现在，黄昏向晚的真理时刻终于降临，来客的三轮车已经兵临城下，接下来的故事究竟是要怎样发展呢？
但四阿姨是全家最镇定的人，她好像反倒不紧张，顺从地或者忍耐着接受两个姐姐关于服装和打扮的反覆无常的建议，有时候我也听到她在房里发出大声、带着抗议的口气说：「哎呀，这种样子怎么见人呀？」
不知道经过几次反覆的修改之后，四阿姨终于艷光四射地走了出来，全套深蓝色有方格的洋装，头发下午已经先到美发店里洗烫好了，耳朵上别着的是妈妈珍贵不轻易示人的珍珠耳环，脖子上则是一串和耳环成套的珍珠项鍊，手腕上还有外祖母留下来的翠玉手环。她脸上打了粉底，涂了胭脂，唇上还涂了红艷艷的唇膏，她几乎像是电影画报上印出来的电影明星了。三轮车来到门口时，家里叽叽喳喳乱成一团，她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抿抿嘴唇，伸手拉着我，回头看着嘴里还唸唸有词的妈妈说：「阿姐，我去了。」她挺起胸膛，英雄勇赴刑场一般，快步往门外走了出去。
四阿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消失在我们家庭之中，大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都低声窃语，有一种小孩不该多问的禁忌气氛，我们也都不知道她怎么了。但在我们举家搬到中部山城之后，四阿姨突然又回来了，再度成为家庭里的一员。我们小孩子都很高兴她的归来，特别是跟随妈妈最久的三阿姨刚刚嫁人，四阿姨就成了家中帮助妈妈的重要支柱。
四阿姨和三阿姨个性是很不一样的。三阿姨是性格温柔传统的古典大美女，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瓜子脸，害羞安静，任劳任怨，在六个阿姨当中最乖也最能干，炒的菜最好吃，巧手又能织能缝，好像什么都会，是妈妈的得力大帮手。外祖母过世后，妈妈姐兼母职，扶养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还要料理自己六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家事负担实在不轻，加上父亲的工作远在深山矿场，多半时候不在家，平日家事多亏有了三阿姨的勤劳能干。
三阿姨从未离开家，虽然年轻时追求者、提亲者很多，她总觉得妈妈家里少不了她，糊里糊涂倒错过了自己的婚事，年纪较轻的五阿姨、六阿姨、七阿姨都早嫁人了，三阿姨却一直还在我们身边。等到我们全家搬到人生地不熟的中部乡下，妈妈才着急起来，后来经过介绍，才嫁给了年纪不小的外省人公务员，这在当时台湾人正常人家是不寻常的。但这些担任低阶公务员的外省人知书达礼，安分守己，又孑然一身来台湾，没有公婆亲戚牵累，妈妈觉得是好亲事。后来三阿姨家庭幸福，证明妈妈的判断是对的。
三阿姨有了归宿，妈妈又对远行归来的四阿姨婚事感到焦急，循旧例又由人介绍了另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外省人，相亲之后，双方印象都良好，才有今天的约会之议。但我说四阿姨和三阿姨个性是不一样的，行走过江湖的四阿姨有着男孩子般的气慨，她剪了一头俐落短发，讲的普通话也和她的短发一样清脆俐落，连口音都不像台湾人。四阿姨可不像三阿姨那么温柔婉约，脸上虽然也笑容可掬，一抹眼神却锐利得可以杀人，谈吐用语虽然也客气有礼，当中却不难听出坚定的立场和坚硬的决心；妈妈有时候也感叹四阿姨生错了女儿身，如果她不是生来就穿裙子，可能会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
这位外貌像电影明星、内心其实是英雄豪杰的四阿姨，如今正牵着我的手，大步向门外走去，准备去赴人生一场重要的约会。妈妈跟着我们到了门外，一位脸上堆满殷勤笑容的男子早已伫立等在三轮车旁，年纪恐怕是比适婚年龄更大若干岁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上身穿着白色清洁的中山装，下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裤，白色短袜和黑色大头皮鞋，看得出来是规矩正当的人。但他拿着一方蓝色条纹手帕频频拭汗，看得出他的紧张，当然，南台湾的秋天傍晚有时候还有仲夏的感觉。
三人坐上三轮车，四阿姨技巧地把我安置在中间，那就给了她在狭小空间中一点安全的距离。车伕卖力踩着踏板往隔壁村庄驶去，天色偏蓝还未尽暗，路灯已经亮了，清风拂面，可以闻见两旁稻田的气味。男子用很客气的口气与四阿姨聊天，大部分是问一些家里的事情，还不断地发出笑声，似乎是害怕无话可说的冷场，偏偏四阿姨是很酷的，答案干净俐落，两个字说得清楚的，绝不用三个字，弄得这位老实的外省人有点招架不住。
好不容易来到了餐厅，像是用来办结婚喜宴的大厅上摆满大小桌子，满堂宾客劝酒喧哗，很是热闹。因为是省政府的职工福利餐厅，食客几乎都是外省人，大堂上各省口音交杂，就是没有台湾口音。跑堂招呼我们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桌巾的小圆桌，笑脸男子殷勤询问四阿姨的口味，四阿姨语气明快，听不出内心情绪：「我没有不吃的东西，我也不熟这里的菜，一切您来决定，我通通乐意接受。」
还没上菜，汽水就来了，这是意外的惊喜，我的心情已经好得不得了。不久之后，菜也上来了，都是家里不曾吃过的外省菜，每一道菜都很美味。我对其中一道「葱烧海参」特别感到印象深刻，在此之前我从未吃过海参，这时觉得它软糯带脆的口感新奇，而它饱吸酱汁的滋味也十分甘美。
两个大人拘谨地轻声谈着话，男子怕冷场，嘴巴不停地说话，还一面拿着筷子劝菜；四阿姨小心着她的口红和难得穿来的洋装，抿着小口斯文地咀嚼着。他们都吃得不多，笑脸男子只好不断把菜挟到我的碗里来，我发现大人们不会在乎我吃了多少，就放胆捡好吃的拚命吃。我喝完了一整瓶汽水，男子又要了一瓶，我看见四阿姨飞来一个严厉的眼神，我假装没看见。
最后晚餐终于结束了，剩下一桌的饭菜，男子笑呵呵地说：「小弟弟要不要来一点冰淇淋呀？」四阿姨正要推辞，我却朗声说：「好呀。」四阿姨转头给我一个杀人的眼神，但我把头别开，管他呢，回家以前没有人会处罚我，此刻我好像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呢。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山的那一边
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我不曾见过她。
三阿姨每天煮饭、炒菜、洗衣、缝衣，做了大部分的家事，家里从来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妈妈只要碰到任何头痛的麻烦事，总是习惯大叫三阿姨的名字来救命：「连娇！连娇！」当然，妈妈叫的是日文，娇字唸起来像是「救救我」的救字，而三阿姨总是立即应声出现，成为名符其实的救星。
四阿姨有一段时间不在家，我们都知道她出门在外，可能是在某处工作吧？六阿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电影明星，她在银行上班，打扮的模样有种都会的时尚感。她给我们小孩子表演过一个工作特技，把一叠百张綑好的十元钞票解开，用手指顺过一遍之后，从中一分为二。
「每边都是五十张。」她很有信心地说。
我们拿来数了数，果然都是五十张。再试一次，还是一张不差。我们吵着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慧黠地眨眨眼，笑着说：「熟能生巧呀。」
再表演数钞票，一叠钞票在手中扇形张开，好像拿着一副扑克牌，她快速地用手指头十张十张去数，百张钞票只消三、四秒就数完了。
七阿姨，也就是末子阿姨，年纪还小，只是个青春期的大女孩，皮肤晒得黑黑的，像个庄稼女，但她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笑起来很漂亮。她是负责照顾我的贴身保姆，成天把我背在背上，四处去蹓躂。
二阿姨年纪和妈妈较近，早嫁人了，就住在对街，她的小孩比我大哥还大，是我这一辈里最大的，大表哥因而成为我们当中的孩子王。但是二阿姨不知怎的和妈妈吵架了，弄得后来不太来往。
二、三、四、六、七，五个阿姨来来去去，没有人提及排行第五的阿姨，但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不曾见过她。
五阿姨存在的第一个证明，来自于我自己的逻辑与疑问，幼小的我歪着脑袋问妈妈：「为什么三阿姨、四阿姨之后就变成六阿姨，第五的到哪里去了？」
妈妈的反应大出我的意外，她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彷彿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她的嘴角抽搐，突然转身回头走往厨房，路上却忍不住端起围裙的下摆掩在脸上，开始嘤嘤地哭泣了起来。我呆若木鸡地伫立在走道上，末子阿姨快步走过来，一手抄搂起我，立刻把我带到楼下门外的骑楼，不让我卷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风暴。
但大人说话也未必比我更小心。有一次，一个不常来往的亲戚来到家里，母亲和她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矮桌喝茶，问候完家中大小、闲话家常之后，冷不防这位亲戚突然问到：「阿云仔现在在哪里？」
妈妈的脸立刻垮了下来，笑容僵在嘴角，嗫嚅地说：「我也好几年没有伊的消息，听说是搬到内山去了。」内山一词虽然指的是台湾东部，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高耸巨大的中央山脉挡住了去路，去到山的那一边，听起来和远走海外到了巴西、乌拉圭之类的，音讯中断、人海阻隔，永远难再相见，是一样的意思吧？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这位亲戚显然不相信妈妈说阿云没有消息的话，继续又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关于「第五仔」的近况与消息，平日精明灵光、应答如流的妈妈支支吾吾，答得支离破碎，不太有说服力的样子。亲戚还穷追不舍，带着刺探的意味又问道：「咁拢呒写信回来？」
妈妈吶吶地叹口气说：「呒呀，一张信也呒呀。」
所以五阿姨是存在的，我在一旁想着。五阿姨还有名字叫阿云呢，而且人住在内山，只是一封信也无。内山究竟在哪里我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如果大人说谁住在内山，就是我们不会见到他的意思。
但「一封信也无」这句话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就听到妈妈压低声音和三阿姨说：「阿云仔有写信回来，伊咧讲…。」然后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更轻了，我装做没事人一样在纸门内外走来走去，但我听不清楚底下说的是什么。好像有几个人名，也有几个大概和金钱有关的数目字，听起来有严重的感觉。
三阿姨听着听着面色凝重，频频点头，妈妈最后又说：「诺，别让你阿尼仔知道。」
三阿姨顺从地点点头说：「我知。」
末子阿姨先嫁人了，我失去了童年最好的玩伴，但她偶而会带着扮手礼回来看妈妈。回来的她已经有了身孕，化了妆涂了口红，衣服也变艷丽了，露出成熟大人的模样。紧接着漂亮如电影明星的六阿姨也嫁人了，辞去银行的工作，搬去了台北，专心做她自己口中说的「老妈子」，我们就少看到她了。
然后我六岁时举家迁居到中部的山城，只有尚未嫁人的三阿姨、四阿姨同行，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很难见面了。六阿姨读过书，有时候会写信来，信末还会问候每个小孩。我最怀念的末子阿姨，没念过什么书，连写信也难了，慢慢地，我连她大眼睛的笑脸模样，也有点记不清了。
晚结婚的三阿姨和四阿姨来到乡下，已经都有点错过婚期了，在父亲的主导下不无委屈地嫁给了外省人。三阿姨和四阿姨结婚后都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坐短程公共汽车可达，骑脚踏车可达，不然走路半个钟头也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我们已经和北部的亲戚都断了连系，只剩两个阿姨住在可以常常见面的距离，所以一直维持很亲密的往来。
两位新姨丈都是忠厚老实的读书人，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担任基层公务员，薪资微薄但生活稳定，他们都离乡背井，单身多年，不但勤劳，而且多能鄙事，都能够自己缝衣下厨。我们和唐山文化初步接触，样样觉得新奇，至少在饮食方面的确是如此。
两位姨丈，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河南，都擅长北方的面食文化。手劲大的三姨丈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做的包子则外皮蓬松，内馅丰盛，吃来犹如节庆一般。脑筋灵活的四姨丈花心思发明的三色水饺，分别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水饺煮起来皮变透明，露出三种内馅的颜色，成为三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美味之外另见巧思。
新的饮食文化闯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学习用空酒瓶捍面，试做馒头与包子，也试用白面条煮面（台湾人本来用的是油面），并且做全新的新菜如蒜苗炒腊肉之类的。这样文化混同的新奇趣味每天都在发生，加上我们也正在适应做一个农村的乡下人，我渐渐习惯只有两位阿姨的生活，忘了我有六位阿姨这个事实，更不记得有一位提到名字要低声细语的五阿姨了。
时间一过又是二十多年，父亲过世了，办完葬礼，还有一场尾七的法事，我们选在一个寺庙为逝者唸经并开素筵。葬礼大部分是基督教仪式，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对他比较方便；但尾七的法事却又变成带着民俗色彩的佛教，因为妈妈说亲戚们来了总是要拜，结果变成了人格分裂的杂拼丧事。
尾七的法事上，七名和尚虚应故事地含糊唸经，一遍遍音调平板嗡嗡嗯嗯的佛唱让人昏昏欲睡。突然间道场旋风式进来一位戴墨镜的高瘦女子，面貌和三阿姨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冲到妈妈面前，妈妈惊叫：「阿云仔？」
两个人抱着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妈妈抽了空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要来？」阿云说是谁谁谁告诉她的，又说：「阿尼仔走了，我一定要来呀。」两人抱着继续哭。最后，众姐妹围着这位新来的、长相却同出一模的我的「新阿姨」，问东问西，问她这些年来都在干嘛，大家说了又笑，笑了又哭。
我在一旁插不进嘴，心里想着，山的那一边的五阿姨，真的是存在的。

第一部 家族私史 舅舅来访时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0 2. c o m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一如往常放学返家时，从转入通往家门的田埂上，我远远就看见门口竹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喝茶的身影，其中一位当然一定是父亲，但另一位意外的喝茶者究竟会是谁呢？这意味着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书包也因为我的奔跑而在肩上晃荡不已。
等到我气喘如牛跑到接近家门前的空地，我已经看清楚来客的面容，虽然他的样貌变了许多，我仍然认出那是多年不见的舅舅。
爱漂亮的舅舅变胖也变老了许多，头发却稀少了，也有点花白了，不再是昔日风流倜傥的模样。我们都听说他病得很重，已经无法工作，但此刻他满面孩子气的笑颜，脸色像喝过酒一样红润，捧着腹像一尊弥勒佛似的，怎么样也看不出是个病重的人。
舅舅在长辈们的口中，是个爱派头、乱花钱的败家子，但我心里暗暗不服，败家子又怎样？败家子最受小孩子们的欢迎。舅舅一看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像往常一样的慷慨，他笑呵呵地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扬到我的鼻下，说：「你去买一瓶黑松沙士，要冰的，大瓶的喔。」
他回头正好迎见父亲飘过来不以为然的眼神，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天气太热了，大人小孩都喝一点沙士，也不坏。」
自从搬到中部乡下之后，我们几乎和北部的亲戚都断绝了往来，主要是交通阻隔不便，转几趟车的折腾，跑一回总要花上一整天。前一次祖母才远从北边的海港来看我们，事先老家有信来，我们知道她清晨五点就要出门了，却苦苦等到天黑，她才出现在车站，把大家都担心死了。
也是搬到中部山村之后，本来很亲密的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不容易见了，舅舅更是多年不见，他的片段消息都是从大人支离破碎的言谈中旁听拼凑而得。有关舅舅的消息常常伴随着提供消息者的品评议论，这些乡议大部分不是正面的。说他爱乱花钱，不知拿钱回家，家里没米下锅，小孩没书可读；说他不负责任，早早就辞工在家，让舅妈出门帮佣赚钱养家；说他嗜赌，把一点积蓄赌得不剩，还伸手向妻儿要钱；说他浪荡贪杯，如今搞坏身体，无法工作…。
但这不是我们眼中受欢迎的舅舅。首先，我们有六个阿姨一个舅舅，舅舅比较稀奇，已经天生占便宜。再说，阿姨们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家里，就算是出门工作的六阿姨，也只是个固定上下班的职员，舅舅浪荡江湖，看过世面，言谈就比较丰富多彩。最重要的是，舅舅完全不像父亲那种不苟言笑的严肃大人，他和每个女生打情骂俏，连杂货店的欧巴桑也不放过，他又耐得住性子与小孩逗趣，假装认真对待小孩的每一句话，自己说话也疯疯癫癫，半真半假，有趣极了，再加上出手大方，慷慨请喝汽水请吃冰，怎么会不得孩子们的欢迎？
我拿了舅舅给的五块钱，旋风也似地冲往村子的杂货店去买黑松沙士，沙士听起来就比汽水还要高级呢。冰冰的沙士拿回来，玻璃瓶上流下冰凉的水滴，像是一行行的眼泪，楚楚诱人。我们兴奋地搬来板凳坐在门外的路边，每人一杯地喝着那带有药水味的冰凉棕色液体，并且听着舅舅以喜剧性的口吻描述着远方亲戚的近况，那是傍晚微凉时分，轻风吹来，我们兴味盎然地听着，一面啜饮着一种非日常的饮料，依稀就有了一种节庆的感觉。
到了全家共进晚饭的时候，舅舅更在餐桌上宣布，他将在饭后请所有的小孩到戏院看电影，我们欢声雷动，开心得不得了，妈妈一面苦笑一面摇头，一面忍不住还是埋怨说：「你不是没头路了吗？那里还能这样花钱？」舅舅笑着说：「阿姐呀，我大老远来作客，总不能身上不带钱呀。」
小孩子们度过像是放假或过年的一晚，夜里大家都睡了，我却因为太兴奋而睡不着，客厅灯光还亮着，我听见妈妈和三阿姨、四阿姨的压低的谈话声，三阿姨说：「没事伊跑来乡下要干什么？」
妈妈说：「那知？伊也没讲，我也没问伊。」
三阿姨说：「是不是又要来借钱？」
妈妈说：「应该不会吧？伊也知道我没钱借他。」
四阿姨说：「会不会又要阿尼仔帮他找工作？」
三阿姨忿忿地说：「伊敢？上次给他介绍工作，做两个月就说太累不干了，伊还有脸叫阿尼仔给他介绍工作？」
最后是四阿姨英雄式的声音：「你们不问，我明天来问他。」
第二天起来，哥哥姐姐都上学去了，我还是低年级，只上半天课，中午就放学回家了。进了门，慵懒的舅舅才刚起床，正在打哈欠、伸懒腰呢。我陪在旁边看舅舅津津有味吃着三阿姨为他准备的早午混合餐，一面等着他说出什么好玩的提案。但我一转头，警觉到四阿姨正瞅眼斜看着舅舅，随时准备发难的样子，不禁有点着急。好不容易舅舅吃完了饭，悠闲地点起一根饭后菸享受，四阿姨就说话了：「哥呀，这次你老远来，究竟是因何贵事呢？」
四阿姨还故意把「因何贵事」四个字讲得咬牙切齿，好像在唸歌仔戏的台词说白一样。舅舅听了这句带刺的话，惨笑了一下，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回头对我说：「小弟，去请你母亲大人来一下。」
我冲到屋后的厨房去叫妈妈，妈妈一面在围裙上擦手，一面快步走出来。舅舅等大家坐定，呼了一口白烟，幽幽地说：「我这个病，没多久了…。」
「…也不是不想医，只是也医不好了。」
三阿姨眉头皱起来，妈妈低说：「不会啦，只要好好静养…。」
舅舅笑起来，好像又开心了：「不用安慰我，我都准备好了，去阴间的车票都买好了，到站就下车啦。」但那些看似爽朗的笑容也不无一些阴暗，他又说：「只是对不起太太小孩，他们以后比较辛苦。」
「我是想回老家前来看看你们，叫你们别再操我的心、生我的气。但是我也另外真的有事。」
正在专心听话的四阿姨露出疑心的神情：「什么事？」
舅舅突然回头看着妈妈：「姐仔，妳记得咱妈妈死的时候，下葬时她的假牙有没有放进去？」
妈妈说：「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下葬的时候，我四处找不到她的牙齿，只好就那样把她埋了，那时候是战时呀。」
舅舅脸色转白，叹一口气说：「看来是真的时间不多了。」
「这几个礼拜，我一直梦见阿母，她一直跟我说，细汉仔，来的时候帮我把牙齿带来，我在这里没牙齿不方便。」舅舅轻描淡写地说：「几十年没梦见她，最近她倒是每晚来向我讨牙齿，我只好跑来妳这里问一问，看妳看见牙齿没？」
妈妈和阿姨顿时陷入一种惊疑和感伤的混合情绪中，一方面觉得托梦讨牙齿太神怪，一方面又对外祖母长期没牙齿感到不忍和内疚，三个姐妹叽叽喳喳讨论起究竟应该如何是好。
舅舅在一旁听听觉得有点无聊了，转头对我说：「小弟，天气太热了，再去买一瓶冰凉的黑松沙士如何？」

第一部 家族私史 阿雪
阿嬷说要来看孙子的消息传来，引起大家一阵紧张，新的消息又说阿雪会陪着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家从北部雨港搬到中部山城乡下已经好几年了，在那样的交通不便与通信阻隔的时代里，区区二百公里的距离几乎就切断了我们与北部亲戚的往来，只能靠父亲偶而写信来维系一些连络关系，但渔村亲戚大多是不识字的劳动阶级，较频繁的书信往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找到识字邻居的帮忙，才能读一封信或写一封信。
阿嬷要来的消息是怎么传来的？我也有点记不清了，也许是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堂兄，负责写的信。一开始的来信上可能也没说清楚阿嬷要来的时间与其他细节，我们也穷紧张了一阵。是呀，阿嬷年事已高，不识字，不懂看招牌，又不曾出过远门，她要怎么样自己一路换乘至少四趟不同的巴士和火车，才能从她的渔村到达我们居住的农村呢？
至于没有说确切时间，我们倒是可以想像的。阿嬷从来不明白「计画」是什么意思，她只会说：「找一天，我要去南部看大汉仔和孙子。」大汉仔（老大）指的就是我父亲，孙子就是我们了。但「找一天」就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了，一定是等到某一天早上起来，阿嬷觉得时候对了，气候也对了，她把包袱打理好，和所有屋子里的人说：「我要来去看大汉仔囉。」大家才会知道她找的原来就是这一天。
不过来一趟路途遥远的南部乡下毕竟是大事，渔村里的其他儿子、孙子说好说歹，说服她由孙子先去城里帮她买好火车票，又说服她由阿雪陪她同行，阿雪本来就是她最疼惜的身边人，阿嬷也就答应了。这样，第二封来信就告诉我们火车的日期和阿雪同行的消息，我们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
虽然阿嬷和阿雪清晨一大早就出门，我们也已经知道她们搭乘火车的时间，但那仍然是一场漫长难熬的等待。一趟从基隆到台中的平快火车足足要走超过六个钟头，而且不担保什么时候能到达，因为平快火车遇见任何特快车都得停下来等待，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有点看天吃饭的味道。
就算老小二人顺利到了台中，能不能顺利找到开往我们住的乡下的巴士，我们也不知道，何况每个火车站都有前站、后站好几个不同的巴士站，鲜少出门的阿嬷，和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阿雪，她们能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那条卑微不显着的乡间路线吗？
可能是听到大人们心神不宁的议论纷纷，整个早上我的脑中也不断出现想像的画面：我彷彿看见阿嬷和阿雪天未亮就走出家门，阿嬷手里挽着包袱，阿雪抓住她另一只手臂，两人孤单站在无人的公路旁巴士站牌下，等候着车班稀少的前往基隆的公路局巴士…；然后我又彷彿看见阿雪扶着阿嬷在人潮汹涌的基隆火车站里，瞇着眼看着各种号志招牌，寻找她们应该上车的月台，摊贩的叫卖声和车掌的口哨声回响在她们的周围…；然后我又彷彿看见两人从台中火车站下车，吃力地走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大厅，却又被车站外边更大的人潮海洋吞没，我彷彿看见阿雪在人群中不断向路人点头询问巴士站的位置，姿态和口吻犹如陈芬兰唱的〈孤女的愿望〉中的歌词…。
到了下午将尽的时候，等待的焦虑更深了，算算阿嬷她们上了火车也已经超过八个钟头了，顺利的话是应该要到了，大哥已经被妈妈二度派出去车站探望，但望穿秋水，还是不见阿嬷和阿雪的踪迹。
一直要等到天色转为金黄，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才看见大哥跑步回来，大声叫道：「到了，到了，阿嬷来了，阿嬷来了。」我们往道路远处看去，果然一高一矮的身影，矮小的阿嬷手里勾提着一个超大包袱，高大健硕、晒得黑黝黝的阿雪正搀扶着她，一步高一步低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并且端上泡好多时的茶水。阿嬷却急忙打开包袱巾摊在客厅桌上，里面拿出来的是一包包煮好的小管，和各种腥香四溢的大小鱼干，都是海边捕鱼人的东西，难怪包袱看来那么壮大而沉重。父亲咧着嘴呵呵笑，这些都是每餐无鱼不欢的父亲喜欢的家乡味，他可开心了，也不忘开口称赞阿雪：「阿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懂事了，也知道带阿嬷出门，走这么远的路。现在几岁了？」阿雪的圆脸羞得通红，低头小声说：「过年就十五岁了。」
妈妈陪着阿嬷坐在客厅，一位一位亲戚点名问着他们的近况：「春生仔现在怎么样了？」阿嬷答道：「娶某了，妳知否？娶隔壁庄的米店头家许明贤伊家的查某囝仔，上个月的代志。」妈妈也叹气接口说：「唉，也没有人跟我讲，也顾不到礼数，现在住到这田庄处所，亲戚朋友都断了消息。」
三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大餐，忙得不可开交，锅铲炒菜声锵锵锵不停地响着。年龄相近的两个姐姐把阿雪带走，叽叽喳喳指给她看烧水洗澡的地方和晚上挤在一起睡觉的房间。我一会儿躲在客厅旁听父亲、妈妈与阿嬷的谈话，一会儿跑进厨房探看三阿姨的烧菜进度，一会儿又去瞧瞧姐姐们和阿雪在做些什么。
但阿雪是我的什么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向同学解释。对我们来说，阿雪当然是一个「家人」，只是所有姨婶姪甥的称谓都不适用。妈妈依据年龄要我叫她「阿姐仔」，这姐姐既非堂姐也非表姐，她和我们家甚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事实上她是一位时代末端的「媳妇仔」（童养媳）。
旧时候的穷人家，这当然包括我的渔村老家在内，他们觉得所有的婚嫁过程劳民伤财、成本太高，很难负担。与其养女儿十多二十年终究要嫁人，自己还要花聘金、聘礼去讨媳妇，不如拿女儿直接换个小女孩来，一面当女儿养，养大直接送做堆做媳妇，嫁女儿的嫁妆、娶媳妇的聘礼全免了，同样一番教养小孩的「工程」，省掉「换来换去」的许多麻烦，这在台湾还是贫穷移民社会的时代是很盛行的。台湾人在讲自己委屈的时候，用语里还常常说「好像童养媳一样」，可见原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阿嬷仍然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自己就是一位从小入门的童养媳，她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我从小没听说有姑姑，因为姑姑都送人了，后来知道的姑姑都是长大再相认的），也去要来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女孩。阿嬷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儿子也未必都肯直接接纳童养媳做老婆。至少，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意外」，他在穷困的渔村中「意外」读了书，「意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意外」谈起了「自由恋爱」，「意外」引发了家庭革命，他不肯和家中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养媳成婚，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
家里的童养媳也一样，她们不再死守闺中，她们有的也上了小学，开始出外到工厂做工，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甚至不惜逃离领养她的家庭。这一连串的意外，当然带给阿嬷「世界颠倒」的感觉，也带给她各种全新的背叛心痛和处理考验，她必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智慧，才能在新旧社会中求得一种平衡。阿雪，就是她手中最后一个例子。
住在渔港老家不识字的阿嬷第一次出远门，跑到中部乡下来看我们，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她在路途中走丢了，幸亏有聪明伶俐的阿雪陪着她。我们焦急地等了又等，终于等到拎着大包小包的阿嬷和阿雪的身影出现在公路车站。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随后父亲、妈妈和阿嬷在客厅聊天讲话，大姐、二姐就带着阿雪拿行李进了她和阿嬷晚上歇息的房间。大伙吃过热闹的晚饭后，阿嬷早早就进房休息了，我却一直还听见姐姐们和阿雪谈天的嘻笑声。
阿雪是一个童养媳，阿嬷从小把她抱来，女儿一样亲手养大，一直跟在身边，如今已经十五岁，比大姐和二姐稍大，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了。她皮肤晒得黝黑暗红，身体结实成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大，加上腰身粗屁股大，好像随时生几个胖娃娃绝无问题。阿雪说话很大声，总是扯着嗓门讲话，用语也超乎平日妈妈容许我们的粗鲁，但她个性开朗，笑口常开，乐于助人，别人有事她绝不袖手，很讨家里和邻居的欢心。
阿雪勤劳能干，清晨起来打水升火，家里大小粗鄙事都由她帮忙阿嬷打理，该缝的缝，该煮的煮，该扫的扫，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也做来开心愉快，没有一丝委屈。阿嬷和三叔、四叔住在一起，轻度智障的四叔没有娶亲，三婶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卧床，阿雪又没上学，全部时间都待在家里，反倒成了家中的劳动主力，阿嬷也很疼她。
既然是童养媳，照理说本来一定有一位预定许配的对象，但爸妈绝口不提，我也完全看不出来。许配给未结婚的四叔是太小了，可能原来的目标是要许配给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大堂哥，或者是预备许配给我的大哥也有可能。但时代已经悄悄变了，大哥和大堂哥都上了学、读了书，他们恐怕是比上一代更不肯接受一门被指定了的婚事。阿嬷说到这样的事总觉得惋惜怨叹，但她也明白现在勉强不来了。
一个已经没有「指定用途」的童养媳该怎么办？阿嬷淡淡地说：「已经养这么久了，有感情，舍不得还人家了，就当自己的女儿养了，不然要怎样？」
阿嬷这样的感慨已经不只「一代」了。阿嬷自己就是一位从小被送到祖父家门的童养媳，即使在她「媳妇熬成婆」之后，她仍然熟悉并且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觉得穷人家不该养自己的女儿，因为养不划算，嫁也嫁不起，光是嫁妆的礼数就难以负担。经济上养女儿很难，娶媳妇则更难，因为聘订和婚礼都是非常昂贵的事，穷人家糊口已经感到艰困，那来的余力积蓄以准备聘礼呢？
阿嬷仍然习惯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也按照她的理解要来了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小女孩。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儿子们未必肯接纳家里一起流鼻涕长大的童养媳做老婆。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抗命者」，他意外有机会出外读书并工作，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想法，谈起了即将成为潮流的自由恋爱，不再想和命定的童养媳对象成婚。
儿子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但每一场家庭革命显然也都造成了一位没有归宿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童养媳从小养大，多年陪在身边，情同母女，她是舍不得再还人家了，也只好当女儿一样替她寻找归宿，仪式简单但也是规规矩矩地嫁出了门。养了童养媳，不但没有省到聘礼，最后还得奉上一笔勉力凑齐的嫁妆，这一盘生意是满盘皆输了。
有时候不是儿子不肯接受，而是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童养媳长大，却来到了「国民义务教育」的新时代，警察大人带着本子来家里开导，说每个小孩都得上学读书，不然就是犯法。童养媳也跟着上学读了书，识了字，心也野了，她也不甘心再嫁给家里那位一起长大的脏兮兮的臭男生，有时候一个不顺心，她就逃跑了。
既然童养媳的起因是「经济考量」，离家出走的童养媳对阿嬷来说，意味着一种「财物损失」，这对一个穷人而言是痛苦折磨的。这种时候，阿嬷突然变得表情严肃、意志坚强，她四处打听消息，丝毫不肯放弃。终于有一天，她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女孩在板桥某处工厂工作，阿嬷立刻打理包袱，便动身去寻她。找到女孩时，女孩或者已经有了工作，或者已经有了男人，但阿嬷还是不死心，苦口婆心劝她回家，动之以情或者动之以理。女孩也有来自亲生老家的压力，毕竟当年许给人家是一个承诺，毁弃承诺会让亲生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大部分时候，阿嬷还都能说动小媳妇回家。
回家的童养媳通常能安静了一阵子，变得沉默而多心事。但离家一次最难，第二次便容易得多，她已经熟门熟路了，只要一有情绪波澜，女孩就又逃得无影无踪。阿嬷的反应仍是不生气，她耐心地打探并等待消息，然后再次出门去寻她，找到之后又劝回了家。
一次两次三次，妈妈也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她如果不想住我们家，就随她去吧，找回来又跑，没完没了。」阿嬷还是叹气说：「从小看到大，呒甘呀。」
最后一次找到那位跑了多次的童养媳，她已经跟了人家，也生了小孩，阿嬷还劝她回家，童养媳哭说：「那我小孩就没妈了呀！」阿嬷说：「不然连先生囝仔一起都回来好了。」
阿嬷的想法是，如果童养媳跑了，那是财物的损失；如果她带回来一个先生，最好还有儿子，那家里增加了劳动力，那就算是赚了。这种「亲情算术」是对是错不好一言而决，但结果是小媳妇真的带了先生小孩回来，家里凭空多了一些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时候家里要做一些事，譬如修缮老家的房子，全家各户一分摊，虽然过程吵吵闹闹，「人多好办事」，一下子也就做成了，阿嬷的远见，看来不是没有道里的。
我听了许多老家的童养媳故事，现在来到我们家的阿雪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位，我是充满好奇的。阿嬷年事已高，阿雪几乎是贴身的看护，这位童养媳已经没有「标的」丈夫，阿嬷也舍不得还人家，留在身边像女儿一样疼着。阿雪也很听话孝顺，在家刻苦耐劳又肯做，大家都当她是不可或缺的亲人了。
陪着阿嬷来访的惊鸿一瞥，她们就回去了，我就没再见到阿雪。几年后，我突然听到妈妈对三阿姨说：「唉，阿雪跑了。」三阿姨也感到惊讶：「怎么会这样？那么乖的女孩。」
妈妈说：「她不甘心关在家里，央求要出去工作，让她去工厂，大概被男人骗了。」两人一阵唏嘘，三阿姨又问：「阿嬷有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也吵着说要去找，但已经那么大岁数，不知找不找得到？」
妈妈低估了阿嬷的毅力了，不久之后，阿嬷在基隆找到了阿雪，已经和一位名叫春生的船员同居了，肚子也大到藏不住了。阿嬷还是劝回了阿雪，春生大哥也跟着住进了我们老家。
我再回渔港老家做客时，春生和阿雪已经是招呼我和父亲的主人了。他们的房间独立装潢过，老家其他房子还是泥土地和木头床，他们的房间则贴了磁砖，还有一只弹簧床，我无意中还窥见一台大同电扇和摆在床头的洋酒。但阿雪老得很快，几年前还是无知小女孩模样，如今是三个小孩的妈，丰满的胸部肥大下垂，脸上也开始有了皱纹。
最后一次听到阿雪的消息，那是办完阿嬷丧事后，父亲和叔叔们正在商量分家产的事，三叔说：「阿雪说她也要一份。」妯娌们开始七嘴八舌吵起来，有的骂她不要脸，又说她凭什么，有的说她：「根本就不是詹家的人。」父亲沉吟半晌，最后抬起眼脸，宣布似的口气：「她照顾阿嬷那么多年，她该有一份…。」
但我们老家童养媳的故事，到这里是最后散戏的一段了。

第一部 家族私史 在山中
天色还未亮，我看见厨房已有火光。走进厨房，灶上已经生了火，一大锅水正咕噜咕噜地在炉上沸腾着。妈妈蹲在厨房一角，就着一盏昏黄的光裸灯泡，三十烛光的吧？正在地上忙些什么。我走了过去，安静地在她面前蹲下来，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脸上也没什么特别表情，但好像有着一种「喔，你来了？」的心照不宣意味，紧接着她就低头继续忙她的工作了。
溼溼的水泥地上放了一块板子，板子上白花花撒满了面粉，妈妈正蹲踞着用力在板子上揉着一个面团。反覆摺揉了多次之后，她拍拍结实的面团，似乎感到很满意。随即她又用面棍把面团成一大张面皮，先从旁边的碗里捞一大匙花生油涂在面皮上，再抓一把葱花平均铺在面皮上，然后再把面皮对折再对折，重新用面棍把它捍平，再一次涂上油、撒上葱花，再一次把它折起，重新杆平。如此重覆地做了好几次，直到整个面团泛出油光，绿色的葱花也在面皮之下透明可见。最后妈妈把面团揉成长条，切成一个一个比拳头略小的面团块，再把每一块小面团成比手掌大一些的圆饼形状，拍上一些面粉之后，妈妈站起来，把整块板子连同十几个圆饼抬起来，带到炉边，点火启用灶上另一个炒菜锅，准备要煎这些饼了。
我不是第一次蹲在厨房看妈妈做她的葱油饼，事实上，我很爱待在厨房，看那些重覆一致的动作：面皮平、涂上油、撒葱花，再捍平、涂油、撒葱花，再平、涂油、撒葱花…；或者是把一个小面团用掌心下缘推开，再用面棍成圆型，再推开一个面团，成圆型…。每一个相同的动作，妈妈做起来都是轻巧无声，却又流畅无比。我也爱看妈妈或者阿姨施展刀工的时刻，譬如横切式地把一块豆腐切成四薄片，每片再横切一次，变成八层薄片，然后再细细地直切，把它切成和干丝一样的豆腐细丝，准备煮汤或者炒菜。每一块豆腐都这么重覆着横切横切再直切的动作，我盯着妈妈的手部动作，像特写镜头一样，只看见手上的大菜刀如何横向片过豆腐，一次又一次，直到她必须转向做其他家事为止。
妈妈在灶火上用炒菜锅煎着饼，两张饼在锅内旋转着，只放极少的油，半像是煎半像是烘，葱油饼慢慢地从苍白变成金黄，饼内因为揉入很多油，油光穿透饼皮，露出一种透明感，让内里的绿色青葱变得清晰可见。妈妈额头上冒着汗，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通通，她专注地煎着饼，很快的，面前的盘子里已经满满一叠饼了。
这时候，天色已经逐渐亮了，橘红色光线斜斜照进厨房，角落里的红砖灶像被撒上一层金粉一样，泛起金属般的光泽，头顶上危危颤颤垂挂下来那盏光裸灯泡早已经变得暗淡无光。「啪！」的一声，妈妈随手关了灯，并且把那一大盘约莫二十几张的葱油饼端到餐桌上，用纱罩盖起来。
妈妈再回到厨房，打开炉上一个锅子，白烟一股脑冒上来，那是一锅已经煮好的白晶晶米饭。妈妈用饭匙挖开它，并且把它铲松，似乎是让它透气或者散热。然后，她拿了一只饭碗，装满一碗开水，又调了一匙盐到水中，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她正预备要做「我们家的」饭团。
「我们家的」饭团，什么内馅都没有，那是一只椭圆形状、比拳头还大、足足要用掉一大碗白饭、里面什么都不包的白饭团。妈妈用盐水来捏饭团，入口时有淡淡咸味，细嚼之后有悠长的米饭甘甜。但妈妈说这就是桃太郎出发去打魔鬼所带的饭团，他就是用这些饭团争取到白狗、猴子和雉鸡的加入，最后才同心协力击败了鬼岛上骚扰村民的恶鬼。「我们家的」饭团，和桃太郎的饭团一样，都是旅行出门时才使用的，每次我们学校要远足或旅行时，妈妈就给我带桃太郎的饭团，那滋味因而也和外出的兴奋相互连结，总是美好的。
妈妈手指头沾着盐水，仔细地一个一个捏着饭团，饭团大得一个手掌还握不住。她一共捏了六个，每三个用棕叶包成一串，放入布袋中。
然后她又取出约莫十来根的小黄瓜，在水龙头下细细清洗，洗净后她用纱布擦干，取出盐用力抹在小黄瓜上，一根一根用手掌搓揉，好像要把盐分压进小黄瓜内，冲再放在水流下洗。这是妈妈的「浅渍」（Asaduke)，搓上一些粗盐却又立即洗去它，效果是整条小黄瓜几乎和原来新鲜的一样翠绿清脆，但又有着一丝淡淡咸味，以及咸味所带出来的小黄瓜的新鲜甘甜，而在时间过程中，小黄瓜不易变酸，水分也不会流失太多。
妈妈把小黄瓜先整齐放入塑胶袋中，再把塑胶袋放入布袋；她再从纱罩下拿出葱油饼，数了其中十二张，先分别放入两个塑胶袋，再一起放到布袋里。布袋里现在已经有六个饭团、十二张饼和十几根小黄瓜。这是我和父亲两天份或者三天份的「口粮」了。
父亲本来在煤矿矿场工作，生病回家之后，只能受委托在家里画画地图，替别人申请煤矿开采权，赚一点维持生活的小钱（那是远远不够的）。后来身体好了一点，他也更积极地介入探勘，以及与省政府矿业厅的接洽；除了已有的地质资料之外，他也想确定各种矿藏的内容，偶而就要亲自出门寻找「露头」，找到「露头」几乎就是地层推断的积极证据了。
今天就是一个出门寻找「露头」的日子，父亲身体不好，需要一位帮手来提东西、背东西，我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是个可信赖的大小孩了，今天就轮到我和父亲出门。现在，绑在我背上的布袋里放满了口粮，有填饱肚子的饭团和葱油饼，也有生津解渴的浅渍小黄瓜，和桃太郎一样，我是准备好要出征了。
父亲戴着斗笠，柱着拐杖，走在前面，我也戴着斗笠，背上背着一袋子食物，腰间还有一壶水，走在后面。我们先乘坐客运车一颠一簸地来到国姓乡的山区，父亲先到小街上转了一下，找到一位熟识的老工人。没说几句话，有点佝偻的老人很有默契地点点头，回屋里在颈上绑了一条毛巾，戴上一顶斗笠，蹬着一双高筒雨鞋，背上一个竹篓，手上更拽着一只挖土的丁字镐，不出声地跟着父亲和我的后面。
一开始本来还像是在农家的后院走路，很快地几个转弯，人家愈来愈少，然后就全是山路了。山路坡度不小，树木也密集茂盛，虽然给了我们树荫的遮蔽，但我还是听见老工人气喘嘘嘘的声音，父亲回头示意我帮老工人拿那根丁字镐，我去拿了过来扛在肩上，不料却发现它比想像沉重很多，但好强的青少年怎么肯示弱？我涨红了脸，换了一边肩膀，继续扛着它大步走路，父亲一切看在眼里，嘴角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在前面了。
父亲在前方引路，我肩着丁字镐紧随在后，佝偻的老工人背着空竹篓步履艰难地走在最后面。
从村里的柏油路转进未铺装的农村小路，一开始还好像走在村庄的僻静处，我处处可以看见农家的后院，看见晒衣服的妇人和随处走动的鸡只。走着走着，住家开始稀少了，但还看得见稻田，坡地上也还有一些果园，园中整齐站着结实纍纍的果树，外面则有人工修整的围篱。
几个转弯之后，父亲开始转进一条坡度较陡，仅容一人的狭窄山路。我感觉眼前一暗，光线减少了，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树荫遮盖了山路，走路变得凉爽。我本来已经一身是汗，现在感觉凉风袭来，溼透的汗衫贴在背上的皮肤有冰凉的触感。前方看起来是更幽暗浓密的树林，父亲究竟要去向何方也开始成为我心中的疑惑。
父亲在一处溪涧流水旁停了下来，溪水从我们脚边湍湍流过，发出琤琤琮琮撞击溪石的声音，溪石上有两只黑色的蝴蝶像是对话一般忽上忽下飞舞着。但父亲盯看着的不是山路的前方，而是溪水流下来的山壁。路边的山壁有涓涓细流流下，水流向上分开了浓密的树木，看得见一些参差的石块。
父亲向老工人使个眼色，咕哝地讲了一句日文，老工人也不答话，从竹篓中取出一把开山刀，卖力地爬到山壁上，开始劈开左右的植物和树枝，似乎是开出一条道路来。
父亲也攀爬上去，踩在水中，示意要我跟上。大概是看出我的困惑，说话本来不多的父亲偈语一般解释了几句：「没有路了，水就是路；水走过的地方，路就开了。」
可怜的年轻的我，被这几句哑谜弄得加倍迷惑，又不敢追问。也许还要等我多上了很多年的地理课和地球科学课，我才逐渐明白这些话的意义。
我们三个人踩着小水流和错杂的石块，避开悬在头上的树枝以及突如其来的蜘蛛网，小心两旁高可没顶的剑草，我们在密集的草本植物与树林中前进，只是顺序现在颠倒了，老工人在前方砍着杂草树枝，父亲跟在后面，我则紧握丁字镐跌跌撞撞，深怕落了单。
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额头上的汗水不断流进我的眼睛，我也腾不出手去擦它。我先是听见有蜜蜂似的声音在耳边盘旋，然后那声音逐渐变大，从嗡嗡声变成轰隆轰隆声，最后，泼唎一声，我们三个人从密林里穿出来，眼前豁然开朗，前方竟然是白练般直落的一条大瀑布，底下是一潭颜色碧绿的深水池，远方则是一条蜿蜒的溪流。
我们站兀在山腰上，脚下踩着的小水流显然和瀑布是同一个水源，只是流向不同。父亲观察了一下地形，示意大家往瀑布下沿走。
我们在瀑布下方水潭边休息了一会儿，就着水壶轮流喝了一口水。父亲指着溪流的下游说：「跟着溪流走，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我知道我们是来找「露头」的，但找的是什么「露头」，或者究竟要如何才能找到「露头」，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如果父亲说沿着溪流走就可以找到，我倒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又还原为父亲在前、我居中、老工人垫后的队形，父亲走的比原来缓慢很多，他不时停下来观看被溪流切开的山壁，我试着学他把眼光趋前端看，但我只是看到岩石和泥土，以及从中裸露出来的树根。
我们很多时间走在溪流旁的砂石地，有时候则走在水流上的大石，父亲一直看着溪流旁的山壁，时间大概是正午了，头上现在没有遮荫，太阳的热力变得强大，汗水又开始流进我的眼睛，肩上那枝丁字镐越来越沉重，而且已经磨破我肩上的皮肤了。
父亲在溪流的一个空旷处停下来，端详了半晌，最后他向前走几步来到山壁旁几颗小树的树荫下，他拿起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说：「我们在这里休息，吃点东西吧。」
我快要累坏了，当一声把丁字镐丢下，并把背上的布包拿下来，准备取出食物，却看见老工人走到另一棵树下，裤口袋里掏出一包菸来。
我把饭团和葱油饼拿出来，父亲在石头上铺上手帕，坐了下来， 接过去一个饭团和一张饼，示意我把食物拿给老工人，老工人一面抽着菸，一面接过一个饭团，我也坐在父亲身边，开始大口咬着妈妈清晨做的葱油饼。
葱油饼已经冷了，但一口咬下去，青葱的香气冒出来，油滋滋的饼口感柔软却又有嚼劲，细嚼之后又有一种面饼的甘甜，饼里显然也是放了盐的，咀嚼时有淡淡的咸味留在舌尖，这让我突然觉得口渴。我伸手拿出布袋里的塑胶袋，里面还有翠绿欲滴的小黄瓜呢。我把小黄瓜递给父亲和老工人，自己也抓起一条，一口咬下去，清脆的破裂声以及清凉的生黄瓜汁液同时给了感官的双重刺激，浅渍黄瓜的咸味和葱油饼的甘甜味交缠在一起，合谐的乐音一样相互增强着，觉得全身舒畅起来。
「看到前面壁上的树根吗？你拿丁字镐去挖挖看。」父亲突然叫住我，半条小黄瓜还在我嘴里，他指着前方左边的山壁，要我动手。
我拿起丁字镐走向前去，但山壁上的泥土看起来都一样，看不出所以然来，我只好比了比位置，回头看着父亲，父亲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高举丁字镐，用尽力气一记锄下去，泥土带着树根漱漱落下，黄土剥开，里面竟露出纯白色的土层来。我疑惑地回头看父亲，父亲笑了笑：「那就对了，你回来吃饭吧。」
老工人走上前来，把丁字镐接了去，开始一铲一铲地锄下白色的泥土，并把泥土装进带来的竹篓子里。
我回到父亲的旁边，拿起饭团预备再吃，但我还在惊讶的情绪中，咬了一口的饭团呆呆拿在手上。父亲回过头来，看着我说：「那是高岭土，我们找到露头了。」
老工人装好一篓子白色的高岭土之后，回到树荫下又吃了一张饼和一条小黄瓜。我默默地咬着带着咸味米香的饭团，心中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失望，我很高兴和父亲一起完成一件大事，我们找到「露头」了，但我也有一点失望，我不知道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冒险行动要进行呢。

第一部 家族私史 二姐的抽屉
我已经准备好要好好探索二姐的抽屉了，就在今天下午，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既紧张又无比兴奋。
窥探搜索别人的抽屉，一向是令人兴奋的事，何况，在我们家里，并没有太多抽屉可以供我探索。
父亲有一张大书桌，放在客厅里，那是一张岁月久远厚重的暗棕色木头书桌，桌面正下方，有两个横向的大抽屉，右边紧贴着桌脚，则有三个直排的小抽屉。在父亲出远门的时候，我已经探索过那些抽屉好多次了，我已经熟知其中的宝藏，必要时，我也能够轻易把内容拿出来据为己有。
书桌右上方的抽屉里，有红线直条的信纸，有玻璃瓶装的墨水，蓝色、黑色、红色，还有很少用的绿色墨水各一瓶；抽屉边上，整齐排着几枝铅笔，一支钢笔，和一枝沾水笔；沾水笔旁边则放着一盒十二个的沾水笔笔头，但它可能已经空了几格，但至少还有八、九个笔头，细心地用毛边纸包着。
左边的抽屉里，放了两卷半透明雪白的描图纸，一些大张的白纸，一旁整齐放着好多项各种硬度的炭铅笔，一把木制的丁字尺，一把铁制的直尺，有公分和英吋两种刻度，还有一整盒二十四色的色铅笔。左边角落则放了两盒印泥，和两个父亲的印章，一个是木制的章，如果邮差在门口大叫挂号信，我们当中就有一个小孩要冲进来拿那个木头章，再冲过去拿给邮差先生用印；另外一个印章是角质的高级章，不知道是什么兽角做的，每当和房东签租约时，父亲就会郑重其事拿出那个刻着篆字的角质印章，口里对着它呼气，然后用力地盖下去。
右边小抽屉里，第一格是一些钉书机之类的文具，第二格、第三格都是制图用具，黄铜做的，闪闪发光，父亲有时候要拿出来用绒布擦拭，并在关节处上油；小油瓶和绒布也放在第三格里，小油瓶有时候我们也拿来润滑家里的老钟，每次发条上了油之后，我们试着拨动指针，它就开始敲钟，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制图用具有很多盒，有一盒全是各种大小的圆规，有一盒则是各种粗细的墨水笔。圆规或者墨水笔，都有加了旋钮的笔头，你得小心翼翼用沾水笔填入墨水，把旋钮旋至你要的出水粗细，画出来的线比任何印刷品还要干净笔直。还有一盒制图器械包含了各种形状的工具，有分脚规和鹤嘴笔。鹤嘴笔有一个可以随意转动的笔头，它的笔头像一只鸟又尖又弯的啄头，当你学会悬腕控制它的方向，你不再需要曲尺，可以画出又滑顺又圆满的弧线来。父亲在画地图的时候，就是用这鹤嘴笔画出一条一条优美圆弧的等高线来。
大哥没有书桌，他和我们一样，都在榻榻米上倚着矮桌读书，他的书放在餐厅旁一个橱柜里，我也曾在他上学的时候探索过那个橱柜，里面有一些高中的参考书和旧课本，一些作业用的笔记本，这些对我没有太多吸引力。但有一本书用包装纸紧紧包起来，我常常看见大哥在假日捧着它读，他在室内跨着大步，对着那本包着外衣的书点头微笑，他时而摇头晃脑，时而颂读出声，十分陶醉的模样。我把它从柜中拿出来，发现那是一本《三国演义》，我试着读它，发现读了几句就碰到困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文字。我才国小二年级，文言文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
有一天傍晚，我又把它从橱柜中拿出来，看不到几个字，大哥就回来了，当场撞见我正在窥探他的橱柜，但好脾气的大哥好像一点都不介意，他摸摸我的头说：「哇，想看《三国演义》？看得懂吗？」
我心虚地摇摇头：「看不懂。」
大哥兴致勃勃地说：「好，我来说给你听。」他把书接过去，打开最前面的书页，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局势，一个国家本来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乱，就会打仗，就会四分五裂；可是，一个社会打仗久了，分裂久了，老百姓就累了，打仗的也慢慢打出输赢，国家慢慢就统一了，又合成一个国家。……」
我兴味盎然地听着，这些都太有趣、太神奇了。可惜本来充满夕阳橙辉的厨房开始暗了，大哥突然打住，他说：「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说吧。」然后，他就丢下书，做自己的功课去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在傍晚时分捧着书等着大哥告诉我：「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他好像忘了，他视若无睹地行经我渴望的眼神，也不介意我手中拿着他心爱的书，他已经是个大人了、身体、言谈都是，我不敢开口要求他。
第四天下午，我又把橱柜里的《三国演义》拿出来，我不想知道故事的下文了，翻开书，试着读它，我发现大哥其实只讲了半页，这半页因为听过了，完全是读得明白的。我再试着读那还没有讲过的半页，很神奇的，我发现自己是看得懂的，半是狂喜，半是猜疑，我继续一段一段的读下去，不知不觉读到太阳下山了。
一个智力刚开启的乡下小孩，他是找不到足够的阅读材料的。每学期开学时，我最高兴发课本的那一天，一叠崭新的课本来到课桌上，我飢渴地读着一页又一页，通常在那一天下午，我已经读完所有那学期的课本，之后的整个学期我的上课就变得很无聊了。有时候我偷看教室外面树上小鸟跳上跳下的动作，或看看远方的云变幻各种形状，或者我在课本上画着各种西部牛仔的漫画造型，直到我被老师活逮，叫到教室后面去罚站为止。
有时候我发现同学家里有一本童话故事集，或者一本过期的读者文摘，我会想尽办法拜托那位同学拿来借给我，或者容许我到他家去读一个下午。大部分同学家里都是种田人，家里也许只有一本黄历，很难有其他书。但如果那位同学父母亲当中有人是省政府的公务员或学校的老师，极有可能他们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宝藏，我可以借到（胡适文选）或者（朱自清全集）；但有时候运气不佳，我会借到（应用公文范例）或（实用尺牍大全），那就完全失落了。
但大哥橱柜里的《三国演义》，带给我一个足够份量的宝藏，我每天下午读它，我才二年级，每天只上半天课，有足够的时间与略带文言的演义体搏斗。每天读几页，故事引人入胜，当我读到曹操中计被围，年轻小将典韦挺身而出，他把十几枝短戟插在地上，大叫左右：「贼来十步乃呼我！」左右说：「十步矣！」典韦又说：「五步乃呼我！」左右又大叫：「五步矣！」他从地上拔起短戟射出，一戟就有一人倒地，我读得喘不过气来，《三国演义》的画面真的和综艺七彩宽萤幕的电影一模一样……
除了父亲工作用的大书桌，家里只有二姐有书桌。
那是一张小巧可爱的白色原木书桌，回对墙壁放在榻榻米上，高度只及膝盖，是供跪坐使用的。桌面大约只有六十公分乘四十公分，桌面下有横向并排的两个小抽屉，桌脚是细细的两条直线，下方有较宽的壂板，保持它的平衡。木头是未上漆色也未上桐油的原木，颜色是近乎牙签的乳白色，抚摸桌面时则好像有一种细沙纸的触感，十分舒适雅致。
这张书桌是哪里来的，我完全不知道，但知道有这张书桌时，已经都归二姐管理并使用了；我们其他五个小孩都没有别的意见，彷彿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二姐是全家功课最好的学生，不，她根本就是我们小镇上功课最好的小孩，或者全世界我知道的范围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也是任何考试永远的第一名，是那种如果没有每一科都满分就算失败失常的讨厌鬼。
二姐从小就是最有纪律、最用功的学生。那时候台湾升学考试竞争激烈，学校里还盛行恶补，二姐已经小学五年级了，马上要考初中，每天放学后都得留在学校里加课，回到家天都黑了。她一回到家，匆忙吃完晚饭，帮忙洗好碗筷之后，就坐到她的小书桌用起功来；她那么安静专注，相形之下，坐在不远处的我就显得毛躁不安，我又想做作业，又想把「尪阿标」拿出来玩（尪阿标是一种圆形纸牌，小孩们把它叠起来，指定其中一张为王牌，各用一张纸牌去打它，看谁先把那张王牌从叠牌中分离出来，我每天练习，所以技艺精湛，出门总是赢一堆纸牌回来），又担心挨妈妈的骂，身子扭来扭去，内心被两种力量扯来扯去，最后作业也没写完，纸牌也没玩到。
但二姐没有我这种凡俗的贪玩欲望煎熬，她坐在她的小书桌前，背对着榻榻米上其他的全家人（其他人全部围坐在一张榻榻米上的矮几上，各据一角，读书或做家事），面对她的书本，半垂着眼睑，好像入定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嘴里唸唸有词，一读起书就是全神贯注好几个钟头，毅力耐力都惊人。而我在一旁早已经被瞌睡虫纠缠得头脑不清，决定放弃作业去睡觉了。我和弟弟七手八脚把蚊帐搭起来，关掉大灯，钻进被窝，当我们昏沉入睡之际，我回过头，还可以看见角落小书桌的台灯亮光和一个端坐的身影，二姐还继续在用功呢。
二姐严肃认真近乎神圣，虽然没有大我几岁，我们几个弟弟都不太敢和她讲话。但她那张小书桌特别令人羡慕，她每天从抽屉拿东西出来，或者阅读或者整理，一遍又一遍，里面都藏的些什么宝贝呢？我既好奇又不敢直接问她，一直在想，那一天也许可以偷偷看看二姐的抽屉。
但偷看二姐的抽屉是令人紧张害怕的。我搜索父亲的抽屉并且乱动他宝贝的制图用具，并不感到害怕，父亲好像不会介意我们动他的东西。我偷看大哥橱柜中的藏书，大哥是个温和谦恭的人，很少生气，被他发现了好像也没关系。大姐没有抽屉也没有橱柜，我完全不知道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许和衣服一起放在衣柜里。妈妈的东西都放在一张小小的梳妆台，我早就全部搜索过一遍，但我只找到一本用包装纸包起来的日文汉药书（每当我们生病时，妈妈就翻查那本药书，再到中药店抓药回来煎）、还有一本横线笔记本（里面用铅笔和极小的字体，记录着家中每一笔的开销，譬如空心菜二毛，水费十二元，药房注射三元等）。
二哥、弟弟和我，我们三个小的都是连放东西的地方都没有的。但我们睡在榻榻米上，每个人都占据一条榻榻米缝，我把零钱、纸牌、弹珠，还有一小截用来防身的钢筋，都藏在榻榻米之间的夹缝里。有时候弹珠赢得多了，就不得不找一个罐子装起来，藏在碗橱底下，和各种酱瓜混在一起。
然而二姐是有抽屉的人，她甚至是个有书桌的人！虽然那只是一张很袖珍迷你的书桌。拥有抽屉与书桌的人，会在里面藏些什么宝贝呢？我忍不住好奇地想知道。
搜索二姐的抽屉，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她升学考试在即，每天都上课到天黑，而我才二年级，每天只上半天课。我有一整个半天可以翻查她的抽屉，不怕被她撞见。
日子终于来临，这一天下午，父亲出门去了，妈妈正在客厅里忙着她的三毛钱一件的毛线衣加工，似乎没有人会注意我的行动，我决定要趁机来好好检视二姐的抽屉。
蹑手蹑脚进了榻榻米大房间，来到二姐的白色小书桌前，小书桌不但有着细柔木纹的触感，更有一种木头的香气。我轻轻把抽屉打开，抽屉沉甸甸的，显然内容丰富，但抽屉木工细腻，轻轻滑动就可打开，而且不出声响。
先打开的是左边抽屉，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干干净净、纯白无瑕的《国语日报字典》（父亲的书桌上还有另一本全家公用的大型辞典，早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字典底下则整整齐齐一叠叠放着旧课本和笔记本；旁边则放着好几只削得近乎完美的铅笔和橡皮擦，也排得整整齐齐，底下还有一把塑胶尺和一把圆规。前面空位整齐地排了四根黑色发夹，和四根当时还很稀奇的回纹针；一旁，有点突兀的，放了好几颗不同种类的钮扣。笔记本里有的夹了剪报，大部分是一些报纸副刊的散文作品。旧课本里则有几页夹着干燥树叶，有槭有枫，不知道是那里捡回来的。
再打开右边抽屉，我心里暗叫：「找到宝藏了。」因为那是一叠课外书，大部分是一本名叫《小学生》的过期杂志，一共有六本之多，但也有一本单本的《德国童话故事》，和一本省教育厅编的《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得奖作品集》，另外还有两本书法的字帖。在那样匮乏穷苦的年代，这个抽屉算是丰富的藏书了。
我兴味盎然地先拿《德国童话故事》来读，第一篇就讲到一个阿兵哥找到宝藏的故事，每一个宝库之前都站了一只大狗看守，狗愈大的库房宝藏愈珍贵，我简直被这个故事迷住了，无法释手。我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着，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地看着，时间一点一滴走过去，我听见其他家人回来的声音，但我仍然放不下书本来。终于，天快要黑了，我的书也看得差不多超过二分之一，我决定今天的冒险就到此为止，匆匆忙忙把书本收好，恢复原状，把抽屉关起来，假装没事人一样，跑到餐厅去了。
晚上二姐照样天黑才回家，先吃晚饭，又洗碗收拾，我一直偷偷打量着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状。时间好像慢动作般缓缓移动，最后，二姐照往常坐下来在书桌前，打开她的抽屉，准备要读书了。突然间，她好像触电一样呆坐在那里，我的头皮发麻起来，不敢抬头，假装认真做着功课。二姐慢慢回过身，站起来，走到我们三个小的做功课的矮几，她杏眼圆睁，气鼓鼓地说：「你们那个人动了我的抽屉？」
老实的二哥一脸茫然，弟弟也莫名所以，我心里蹦蹦急跳，根本不敢正眼看她，「你们谁动了我的抽屉？」她连问了两声，也没有要得到答案的意思，两脚在地上狠狠一蹬，转身啪啪啪又回去了。
第二天，我回到小书桌前，把抽屉打开，仔细端详抽屉里摆设的状态，想找出被发现的原因。我记得我明明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怎么会被发现呢？我猜想可能是排得不够整齐吧？二姐的东西太整齐了，每一条线都是笔直的，也许我应该记得这一点。这一次，我比较不贪心地读了《德国童话故事》剩下的二分之一，就开始花力气把书摆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晚上，二姐打开抽屉，停了一下，转头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们有人又动了我的抽屉。」这次口气没那么凶了，但还是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则是感到困惑，她究竟是怎么看出抽屉有人动过的呢…？

第一部 家族私史 二哥的大考
二哥考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大考常常有，但二哥的大考特别重要。
大哥求学不顺，两次考大学都不能考上读得起的公立学校，为了帮助家计，他只好改读有补助、有配给的军校去了。两个姐姐读书读得很好，二姐甚至是台湾中部中学联考最高分的状元，每天收音机里的地方电台都有报导她的消息，参杂在一堆卖药的节目当中；她还得跟着老师或者校长去接受各种赞助厂商的赠奖活动，学校拿到一些捐款，二姐则拿到一些钢笔或字典的赠品，在小镇上风光了好一阵子，虽然她自己对这些活动可不怎么起劲。但二姐毕竟只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她的丰功伟业有点不切合实际需要。祖母每次来，听到孙女很会读书的事情，没有露出一丝高兴的样子，还睨着眼对父亲说：「女孩子给她们唸那么多书做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嫁出去？」
二哥从小安静沉稳，又发育得早，小学六年级已经长得像个小大人，举手投足也老成持重，没有一般小孩的顽皮轻佻，老师们很喜欢他，对他有很高期待。父亲和妈妈也很看重他，有点把他当做「重点栽培」的对象。那个时代，乡下清寒家庭很难同时负担几个小孩的长期求学，「重点栽培」的策略是很普遍的，聪明会读书的女孩子常常必须牺牲自己，留在家中养猪或者出外做工，把继续求学的机会让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我们家里虽然没有人明说，但重点栽培的对象是二哥似乎是明显的。
父亲那时已经病重，家人都不知道他何时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忽然在半夜里醒来，昏沉沉不知道是几点钟，只看见客厅还有亮光，又听到有大人哭泣低语的声音。我不敢出声，仔细偷听部分谈话，发现那是妈妈和三阿姨正在商量「父亲走后」应有的安排。
「无采（可惜）伊两个那么会读书…。」妈妈哭着说，指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如果父亲离去，她们是再也不可能读书了；妈妈说可以拜托邻居苏老师帮忙，让她们去学校担任工友，苏老师很喜欢两个姐姐，常常说长大要替她们做媒。
「两个小的呢？」三阿姨问，指的是我和弟弟。
「一个交给你，一个交给第四的；我要拜托你们了，我已经无法度了。」妈妈又发出抽抽噎噎的哭声。我听到是关于自己的安排，耳朵更加尖起来，但妈妈的意思是把我过继给三阿姨，因为山东籍的三姨丈最疼我；把弟弟过继给四阿姨，因为弟弟活泼，很得四姨丈的喜欢；家里养不起了，也许到了其他家庭，还有机会得到照顾。我知道这样安排有它的道理，三姨丈、三阿姨也一定会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伤心，觉得被妈妈遗弃了，我更希望被分配去当工友，没有书读也没关系，起码还留在家呀。
但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一下子又变得坚毅：「一定要留下一个给他读书，让他有出脱。」全家人都将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四处分散，只能保住其中一位的前途，做为振兴门风的种子，而这位妈妈口中的「读书种子」，就将会是二哥。
这位平日在学校循规蹈矩、成绩很好的「读书种子」，即将要面临他生平第一次大考，他经不经得起考验呢？家里的大人和亲戚、老师们都很关心，频频询问准备的状况。但以前两个姐姐准备考试时，不但没有人问起，我甚至也不记得有人陪考。
这一次，二哥要离开乡下到附近大城台中应考，本来也可以由姐姐陪他，但病情沈重的父亲突然说他要亲自陪考，加倍显示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气氛。考试前几天，二哥脸色惨白，表情严肃，好像有点胆怯，他每天读书读到半夜，我和弟弟被警告不得喧哗吵闹，以免影响考生的心情。
考试的前一晚，妈妈准备了比较丰盛的晚餐，又单独给二哥一个卤蛋，有一点加油打气的意思。晚饭后，父亲走到街上的药房去打一筒针，确保第二天能有足够的精神，照例由我陪着。打完针回来的路上，黑暗中的道路两旁都是青蛙的叫声，父亲突然说：「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台中？去看看有个经验，明年就轮到你考了。」
到台中？当然好，就算只是陪考，我都乐于离开这个每天千篇一律的乡下，我想看到其他部分的世界，那怕只是惊鸿一瞥。但父亲说要给我一点「经验」这句话可能是错了，我们已经被通知全国即将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明年开始我们没有人需要通路考试，通通可以进入中学了。但想到可以出门到台中，我还是顺着父亲的话回答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吃饱饭出门了。父亲买了一张全票、两张半票，我们赶上六点钟开往台中的公路局巴士。车子里拥挤不堪，挤满前往考试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平日通勤于路上的农夫也还带着鸡笼挤在车子里，不时飘来一些鸡粪的味道。车上的每个学生都失去平日的活泼好动，变得神色凝重，面无血色，尽管已经挤得站不住，每个人手上也还捧着一本书，想要在最后时刻抓住一些水上的浮木。
邻居的家长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点头回礼。邻居隔着好几个座位扯着嗓门说：「你这个囝仔会读书，一定没问题啦；不像阮这个憨囝仔只会玩，注定是来陪榜的啦。」父亲笑笑，礼貌地说：「考试这种事，没有一定的啦。」
到了考场，哥哥看到好些同学也都来了（来到城里考试的同学并不多，很多学生衡量自己实力不足，早早就决定留在乡下了），大家都分配在邻近的教室，彼此都见得到。不知怎的，一向镇定沉稳的二哥看到同学打招呼时表情僵硬，笑容勉强，脸色一直很不好，嗅得出紧张的味道。我坐在树荫下东张西望，反正没有我的事，我也无需太紧张，考试气氛也不会感染我，因为我明年无需考试，我早就决定一本书也不要读了。
一堂考试下来，出了考场的二哥，脸色舒缓下来，好像是比较进入状况，也开始和同学有说有笑了。第二堂考试铃响，考生再度进场，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父亲在树下铺了一块手帕，坐在上头仔细读着报纸，我在旁边转来转去，看看其他陪考者各种千奇百怪的零食，观察各家陪考者昏睡的神情。时间慢慢接近中午，太阳变得毒烈起来，但考场安静无声，只有夏蝉在树荫里发出气息悠长的吵人鸣叫，让人胸口闷得快要吐出来…。
时间渐渐接近中午，能遮蔽的树荫变得愈来愈小，温度却变得炙热难耐，陪考的人群无声摇着愈来愈热的扇子，安静却焦躁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时间也好像愈走愈慢，甚至像是暂停一般，汗珠不断从我的脸颊流到脖子，溼溼黏黏，很不舒服。
但已经有人影从第二堂考试的教室里走出来，那是比较早交卷的考生，树荫下等待的人群开始有了一点骚动，大家纷纷站了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不久后，铃声响了，第二堂考试结束了，大批学生从考场里走出来，整个校园就变得闹哄哄、满是鼎沸的人声了。
二哥从考场里走出来，找到了我们。父亲问说考得怎么样，二哥支支吾吾，犹豫找不到适切的话语，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他觉得应该考得还不错，又有好几个题目他不确定是不是那么样作答。父亲也不评论，只点点头说：「嗯。」
然后他的眼光飘向远方，好像搜索什么，说：「走，我们去吃饭。」
走出了考场校园，只见附近街头全是人头，全都是带着应考小孩的人群。有的考生全家人都来陪考，老祖母、父母亲再加上兄弟姐妹，大大小小八、九个人，阵势惊人，考生也不难认，小孩当中那位两眼无神、脸色惨白的一定就是来应考的吧。
我们走近一家父亲知道的小吃摊，摊子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座无虚席不说，每张桌子旁边也都站满了等着要抢先坐下的等候者；座位上沸腾着吃饭的气氛，每个人都像抢饭吃一样，侍者则端着饭汤大声吆喝着，要大家小心被烫到什么的，快速地在?子之间穿梭。
父亲看了看手表，皱起眉头，又带着我们走往另一家。另一家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都要等上一段时间。一连几家都是这样，父亲又看了看表，眉头皱得更深了。最后，他像是下了重大决定，说：「来，我知道一个地方。」
他大步走向市区中心的大马路，我和二哥急急忙忙在后面追赶。我一面加紧脚步，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因为大街上都是商店，并没有吃饭的饭摊或面摊，不知道父亲究竟要往那里去，而且再走下去，离考场就远了，下一堂考试的时间就紧张了。
我们来到火车站前一条最热闹的大街上，离最新、最热闹的百货公司不太远，父亲走向一家富丽堂皇的餐厅，门上一块木头招牌，红底金字，苍劲有力的书法写了三个大字：「沁园春」。
父亲推开木门，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冷气凉风吹拂在我脸上，夏日流汗的溼黏衣服也彷彿有一种轻风穿过，觉得通体清凉舒畅。那是一家台中市最高级的餐厅，我从来不敢想像可以踏进这样的餐厅，感到又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不知道可以吃到什么样高级的料理，害怕的是拿出来的帐单不知道将要如何伤害我们的家庭经济，母亲的眉头一定会皱得更紧更密了。
我们被女服务生领到屏风之后幽静的一张桌子，父亲向服务生说：「我们看时间，你们有什么快的东西？」
服务生说：「面和饭都很快。」
父亲点了三份排骨面，服务生留下冰得清凉的毛巾旋即离去，我们用充满柠檬芳香的毛巾擦拭脸和双手，冰凉溼润的触感让我感到神清气爽，暑气全消。我抬起头来瞧瞧餐厅周围，餐厅布置雅致，墙上有很多字画，餐厅里也很多人，但并不显得嘈杂。餐厅客人大部分都是外省人模样，他们的桌上有许多饭菜和杯盘，很多菜肴都是我不曾看过的东西，就连桌上的酒瓶也是我不曾见过的酒，家里拜拜或请客，我只知道黄酒和红露酒，而煮饭做菜用的则是米酒，虽然村子里的面摊上，很多客人也是直接拿米酒来喝的。
很快的，服务生拿着大托盘进来，托盘里端出三只白瓷大碗，一碗一碗轻轻放在我们面前。白瓷汤碗里是微微冒着烟的一碗排骨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典雅细致的面，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江浙式的面点。面汤是清澈的，带着淡淡的酱油色，汤上浮着细细的绿白葱花；面条又细又白，整整齐齐像用梳子梳过了一样；白面条上摆着一块色深肉厚的排骨，它没有裹面浆，透过暗红的酱油色我可以看见猪肉的肌理；排骨肉旁摆了几片翠绿的青江菜叶。这是一碗我从未见过的高级排骨面。
滋味？滋味当然是一种我从不可以想像的美味。那块排骨肉又大又厚，一口咬下有一种结实的对抗感，肉本身也腌制得很入味，炸过再浸入汤汁后加倍显得滋润；面汤清爽幽甜，但滋味的丰富醇厚和它汤色的淡雅透明不成比例；最让我惊奇的是它的面条，在此之前我只吃过台湾人硷水油面，不然就是号称山东面条的外省宽白面条，我从没见过这种细如面线的白面，却又有着比面线更清楚而柔软的口感。
我沉醉在意外得来的美味当中，一口一口啮咬着满溢肉香的排骨肉，又一汤匙一汤匙吸吮着面汤。一抬头，却看见哥哥停下筷子，苦着脸发呆；趁着父亲去柜台买单，我踢踢二哥的脚，问：「怎么了？」
「刚才有一题写错了，现在才想起来…。」
他大概是无心享受那碗面的滋味了，父亲付了帐回来坐在桌旁抽烟，我看二哥没有胃口也没有心情吃完他的面，征得他同意后就把他的整碗面再端过来，唏里呼噜又吃完了。
下午回到考场，我一直在回味那碗异乡风情的排骨面。下午考试只有一堂，或者是日头不再那么赤炎，陪考者很多铺了报纸卧在树下睡午觉，我觉得还来不及把排骨面回味完毕，忽然考试就考完了。二哥脸色惨白、嘴唇无色，像鬼魅一样无声走近我们，轻声说：「今天的考完了。」
父亲点点头，也没说话，就带着我们去搭乘公路局巴士了。
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父亲抽着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二哥大概是在回想考试题目以及正确的解答，我还在怀念刚才「沁园春」那碗淡雅美味的面，更试着想像它的其他菜肴的滋味，我心里对自己说：「等长大了，我有钱了，我一定要回去再吃它的排骨面。」
世事难料，家里的「读书种子」二哥考试失常，只考到「第二志愿」的学校，以他的成绩和实力是委屈了。考高中时，二哥恢复实力，轻松考上「第一志愿」；但到了考大学时，他又失常考坏了，重考了一年才上了好大学。既然二哥考试会失常失利，似乎就不适合担任「重点栽培对象」（投资不再担保有好回报），家里这件事从此就不提了。
而等我「长大、有钱」再回到「沁园春」，那已经是三十年后，那时的我已经江湖跑老，见过若干场面。点菜的时候，我的兴奋之情突然变了调，我开始担心童年的美好记忆会完全破灭，眼前这家有点陈旧过时的室内陈设已经不能再称「富丽堂皇」。我也没有再去点那碗排骨面，因为这样点恐怕已经变得寒酸了。我点了葱烤鲫鱼、烂糊肉、油爆虾、腌笃鲜等一桌子正宗古早味的江浙菜，我看着服务生粗手粗脚准备来上菜时，心里充满恐惧，真想夺门而去…。

第一部 家族私史 父亲的水晶
你爸爸的东西，还有家里一些老东西，看你要不要？」妈妈在电话那头泫然欲泣，说：「不然，就都要当垃圾丢了。没法度，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父亲过世不久，我们先是忙了一阵子丧事，然后才开始计画安排未来的生活。首先，妈妈一个人住在乡下看起来是不合理了。房子本来也就是租的，算不上什么老家，离开不足惜。父亲还在时，和妈妈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生活，加上大哥大嫂就在隔一条街的邻近，觉得还放心，现在妈妈可是孤伶伶一个人了。兄弟姐妹们商量，决定把妈妈带到新竹和二姐一起住；二姐可以照顾妈妈，妈妈也帮得上忙碌的职业妇女二姐，家里还有最能让老人开心的小孩，这样安排最好了。
然而要搬离住了二十年的住处，老家原来的那些东西要放到哪里去？兄弟姐妹大都已经成家，虽然都幸而居有屋，但哪个人家里不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找得出空位呢？妈妈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命运，想到我是比较爱旧东西的人，打了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收留一些家里的旧东西。
家里有很多老东西是我很喜欢的，譬如那台年纪比我还大的老留声机兼收音机。橘红色典雅的木头盒子，精细的缕空木工，缕空处饰有纱网，后面的喇叭仍然播得出真空管温暖音色的美声。木盒正面的中央高处，有细细一条黑白红三色的赛璐珞面版，数字标示的是收音机的频率，左右两个旋钮，一个控制音量，一个寻找频道。盒子上方盖子掀开来，就是当年刚刚推出的第一代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黑胶唱片唱盘，细细的唱臂优雅地在唱头处转个弯，只要用手指头轻轻托起，唱盘转动时，你几乎可以不费力地放下唱头，它也好像滑翔翼一样轻轻降落，歌声也就随着悠扬响起了。
这部留声机唱盘兼收音机买来时，据说是我们基隆老家那条街上的第一部，邻居没听过这么美妙的乐音，常常挤在我们二楼住家的楼梯口，想要多听听它神奇美丽的声音，有时候还央求妈妈再多延长一些播送的时间；但我不曾见识那个盛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木盒留声机也伴随家中每个小孩长大，包括我自己。对我来说，社会上重大事件就是经由收音机的播放而得知的。所谓的「重大事件」，可能指的台风要来的新闻，或者是重大的篮球赛事转播，甚至可以是大姐关切的某次省交响乐团公演的转播；最严重的事件，当然就是各种考试的「放榜」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被播音员以平稳速度的标准国语唱读出来，全家人聚精会神竖耳倾听（其他几十万个家庭也一样），生怕错过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和自己有关的。
收音机也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有时候我听《白银阿姨讲故事》，听她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个故事过后还有一个故事，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也爱听各种国语的或台语的「广播剧」，依音调的起伏而进入了各种情绪。「嗄，什么？十万元？十万元？我要去那里找到这十万元呢？」剧中人哭喊着，我们的心也纠结起来。一场戏剧隐藏一种人生，我们所有悲欢离合经验彷彿都从它而来；要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平凡了。
唱盘带来的则是各形各色的音乐接触，父亲还藏有许多早期的日语唱片，曲目包括了现在已经不容易听到的《台中州进行曲》；比较新的流行曲则有文夏、陈芬兰、和洪一峰；家里也开始听起国语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兰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买唱片，买的正是夏台凤刚刚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后来到大城读书，开始带回来古典音乐唱片，我们跟着听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发现的音乐世界中。有时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阳光遍洒室内的时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放进唱盘中，黑胶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转舞步，唱头温柔的降落登陆，乐音响起，我站在客厅中央，闭上眼睛，让交响乐团的时强时弱的一波波乐音把我包围。我挥舞着双手，想像自己置身欧洲的音乐厅之中，指挥着一个看不见的乐团，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乡下小孩，一种悲怆袭来，我奋力在簿本里写下零碎的诗句：「放一群鸽子飞出去，飞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欧洲。」我已经来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了…。
是呀，这座木盒子留声机曾经如此地伴随过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时光，多么像是凝固旧时记忆的一座相框。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我愿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还有其他充满家中记忆的东西，我又说：「还有家里那座老挂钟，还有家里那张红色圆餐桌和那些圆凳子，还有那些唱片，还有那只木头碗橱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没有人要，通通留给我好了。」
老挂钟是外祖母留给妈妈的遗物，原木色的面板镶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号数字的钟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见左右摆动的黄铜制钟摆，上紧发条后，走起来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时会敲钟一次，发出当当当轻脆的声响。挂钟虽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机械都还保养得很好，除了会愈走愈快，将军赶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它的钟响几乎不分昼夜地陪伴了我们有记忆的所有时光，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红色的圆餐桌和伴随它的十二只板凳，是妈妈的嫁妆。那个年代，谁家都有一张红色的圆餐桌，但我还没看过有谁家的餐桌好过妈妈的这一张。上好的木头，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动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厚实，连凳子都比别人重了许多；漆色也与众不同，虽然也是暗红色，但又透着一种艷彩，已经几十年了，擦干净时还会闪闪发亮，好像新的一样…。
唱片指的是父亲留下来的日本唱片；碗橱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木制品，有纱窗拉门那种，现在没得见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
「拉叽欧已经不在了。」拉叽欧是Radio的日文发音，妈妈的意思是那座留声机兼收音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像是晴天霹雳，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哥说要换音响，那只拉叽欧太旧了，就把它丢了。」妈妈在电话那一头说，她好像没有感觉到损失，也许她觉得新东西比较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恐怕已经半年了。」
我感觉焦急起来，在我没有回家的时候，家里并不是静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旧东西会消失，记忆将不存。我急忙跟母亲说：「星期天我就回来整理家里的旧东西，我也会整理爸爸的东西，在我没回来以前，你先不要丢任何东西…。」
到了周末，我依约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进到家里，客厅和房间已经都是四壁空荡荡的凄凉模样，空气中瀰漫着翻动旧衣橱特有的霉味，卧房裸露出床架，衣柜的位置也空了，留下墙壁上一个灰尘框住的空白，只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点「继续营运」的人烟迹象，妈妈显然是已经打包多时了。东西收拾过，大件家俱綑起来，杂物则装入纸箱，东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厅和房内的中央。
妈妈看我回来，也不多说，指着客厅一个角落说：「那些是帮你留下来的东西。看看你还有没有要些其他的？」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得出角落里有一个最大件的圆形物体，用旧衣物綑包成一团，那应该就是家里那张古董红桌的圆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脚架已经收起来，另外綑成一包。旁边一个正方体，也用衣物包起来，应该是家里旧有那个双层纱门的碗橱。地上一个小长方型物体，也用布包着，看大小应该是家里的祖母挂钟。旁边还置放了一些包装好的东西，加上几只零星的纸箱，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
「爸爸的东西呢？」我问。
妈妈领我走到通往厨房的走道，走道墙边零乱放了些东西。妈妈说：「我还没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地上一只纸箱，妈妈从里面一捞，拿出父亲的西装和皮鞋：「伊的西装和皮鞋你要吗？」
西装当然是太旧式了，也没有人穿这种的样式了，我拿起来在身上比一比，说：「太小了，我穿不下，也许留给大哥吧？」皮鞋我也试了试，一样是穿不下。旁边还有两双进出矿坑用的双趾胶鞋，也是没法用了。
「比较好的那一套衣服和皮鞋，给他自己穿去了。」妈妈说，我也想起来入歛时父亲的打扮，那是他生前盛装时最常穿的灰西装，还有他每天擦了又擦，永远亮晶晶，穿了超过三十年的一双暗红棕色皮鞋。父亲有一套保养鞋子的道理，他曾经说，修鞋、换底要在基隆，因为地方港口特别潮湿，修鞋匠用的缝线比较耐潮，在其他地方修的鞋，穿到了潮湿地方，缝线很容易就烂掉了。
「但我留下了这个。」妈妈拿出父亲玳瑁镜框的老花眼镜，作势戴上，表示她还要继续使用；那个匮乏年代的思想，是不会丢弃任何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没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我有一次在曼谷逛跳蚤市场地摊，看到地上卖旧货的，除了各种老花眼镜以外，还有大量全副和半副的假牙，但谁会买别人的假牙放进自己的口腔之中？
「你不怕他在阴间看报纸找不到眼镜？」我想起舅舅曾经梦见外祖母向他讨假牙的故事，冲口想说出，临时又煞住了车。
妈妈双手又一边一样拿起东西：「你爸爸的手杖和草帽。」
「这个我喜欢。」我很高兴地拿起来把玩。那是父亲在矿场里用的手杖，握柄是个不锈钢的小尖嘴锄，下端是摩梭得发出光泽的深色硬木，杖头则包了铁。我曾经在多张照片里看到父亲扶着手杖站立或行走山路的模样，但不曾看见父亲在家里用它。我有几次和父亲一起进入山区，他也只是在路上捡一根竹子或树枝当做手杖，并没有用他的专用手杖；事实上，这只手杖是父亲过世前几年，才由一位矿场的老工人帮他带回家的。
草帽也是我喜欢的，那是和巴拿马草帽造型相似的大甲草帽，用蔺草编成的西式帽子，父亲年轻时候身着西装，头顶西式草帽的模样是我熟悉的。
「还有这些书和簿子。」妈妈又搬出一些发黄的簿子和书本。
一本厚书是日文的《化工辞典》，那是姐姐从图书馆借来给他的书，不晓得迟了多少年没还了；另一本是日文的《桥梁工程》，书名页里签了父亲的名字，写着「矿冶科二级生詹旺」几个字，可见那是日据时代父亲在台北技术学校读书时用的课本了，历史超过五十年，不知什么缘故流传了下来。我打开书本，看见许多书边写了笔记和算式，依稀还可想像一个年轻用功的影子。
然后是一些老式的笔记本，很多是矿场的帐本，有一本最有趣，里面画了许多坑道设计的草图；有几页突然变成英文，仔细一读，发现是写给「美援会」的求助信草稿，请求资助一个矿场可用的二手「帮浦」（pump）。父亲没有学过英文，那大概是通过别人的指点，尝试用拙劣幼稚的英文完成一封信，有好几个句子有反覆修改的痕迹。战后物资缺乏，工业用具也极难取得，为了让矿场能够继续运作，父亲不得不向美援会求助，而美援会的审核者也许包含了美国人，申请书信不得不用英文，父亲只好在笔记本里反覆练习。
这封信究竟寄出没有？他期盼得到的「帮浦」终究到手没有？我无从知道，父亲也无从让我探问了。但笔记本里与陌生语文的奋斗痕迹，侧写了台湾某一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故事，笔记本无论如何是该留下来的。
妈妈和我两人一边翻捡父亲的遗物，一面嗟叹人事已非，偶而也出现一些对逝者的怀念或疑问。最后，我整理了一大箱父亲的遗物，连同家里的旧东西，包括餐桌、碗橱、挂钟等，满满一车载回台北。
几天之后，受到电击一般，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些要紧的东西，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妈妈：「爸爸那些水晶矿石呢？」
父亲长年以开采煤矿为正业，但有时候也为别人探勘，寻找矿苗，足迹几乎遍及台湾各地山区。我几次和他一起入山，发现他和每个山区林班（伐木的工作组织）都熟，每个山区部落也都有熟识的原住民朋友。探勘矿苗时常常会带回各式各样的矿石样本（也就是所谓的「露头」），父亲对这些矿石好像也不以为意，大部分就放在他矿场的办公室里，有些稀奇好玩的，他才带回家，平日就随意堆放在客厅书桌旁和厨房碗橱旁的地上。
矿石有大有小，有铁矿石、黑色云母，还有墨绿色的辉石。但最多的是石英，白色的石头上长出透明的水晶，一根根的结晶构造，好像宝石巨柱一样，令人看了喜欢。有的水晶是黄色的，也有粉红色和紫色的，还有些是不透明的乳石英。有一块黑色大石，大约有五十公分高，切开的石头内心，是一根一根霭霭发光的紫色结晶，漂亮极了。后来我有机会在矿石店里或自然博物馆里看到各种石英矿石，我很少再看到这么巨大而美丽的样本。
「咦，没看见啊。」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收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看见那些石头，不知道都到那里去了？」
妈妈想了又想：「已经很久没看到了，好像不是现在才不见的。」
所以那些宝物是不见了。我心里惋惜着，后来我在自然博物馆里一面看着矿石收藏，一面和长大的小孩描述那些美丽的矿石，小孩耸耸肩，一副「那又怎样」的意味，我只好喃喃地说：「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们有多漂亮。」

第一部 家族私史 持子之手
悠然醒转时，耳朵已经清亮，可以听见远方菜贩叫卖的声音，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意识有点蒙矓，我可以感觉到脸上和颈上的皮肤有点温度，阳光已经洒满榻榻米房间，晒得棉被暖烘烘的，还泛出一种像干稻草一样的气味。
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房间之外传来的嘈杂音，带着一种兴奋雀跃的情绪；我转头看旁边，看见弟弟紧咬着下唇，还沉沉地睡着，一切并无异样。很快的，我就从声音当中听出端倪，原来昨天深夜里回来的父亲一早带着两个姐姐和二哥出门去散步，他们显然一起到了某处豆浆摊子去吃了新奇的东西，哥哥姐姐们回来还兴奋地谈着豆浆与米浆的滋味，以及刚刚出炉的油条与我们平日买回来的冷油条有多么地不同。
等我明白了这一切，我突然发现我错过了一场盛会，平静、平淡、平凡家庭罕有的外食活动，以及那种我们平日渴望的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不寻常性，竟然就发生在我睡梦之中，我竟然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让一件不寻常的事溜走了。我充满了悔恨与不公平感，我向父亲半是请求、半是抗议地说：「我也要去。我也要早上跟你去散步。」
父亲停下来，带着一种神祕的微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也许只有五秒钟，但那也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父亲很少在家，我们都觉得他份量很重，从来不敢向他请求什么，其实我一开口就已经后悔了。但父亲只是静静地说：「如果你早上起得来，我就带你去。」
我不是一个爱睡懒觉或喜欢赖床的人，我平时并不是起得很迟，即使是错过幸运活动的这一天，我也不过是七点钟起的床，只比平日晚一点，而哥哥姐姐他们也才刚回到家，意味着父亲带他们出去也许不过是六点钟，我完全有能力可以赶上这个时间。
那个晚上，我带着一种警觉性上床，那是家里还没有闹钟的年代，唯一能做的事是拴紧内心某一个看不见的发条，期望它在预定的时间可以叫醒你。正当我觉得忽睡忽醒，昏昏沉沉，内心突然一惊，我跳起来，窗外的天色已经微亮了，我爬出蚊帐看钟，还差一分钟就是六点整，时间和我内心的设定完全相同。我火速披衣起床，冲到厨房，看见在昏黄灯光下烧饭的母亲，我急急地问：「阿爸呢？」妈妈看我一眼：「出去散步了。」我急得快哭出来：「走多久了？」厨房的炉火噼哩啪啦地响着，照映着妈妈额头上的汗水，她好像无视于我的焦急：「大概十几分钟有了吧。」
我跑出门外，看到整条街空空荡荡，杳无一人，根本看不出父亲出门的方向；冲回到房里，确定哥哥姐姐他们都还在睡，可见父亲是一个人独自出门的。我坐在窗前，看着天上云彩流动，心中充满懊悔，为什么我没有再早一点起床呢？父亲又为什么不肯叫我一声或等我一下呢？
到了七点钟，父亲散步回来了，家中其他人也纷纷忙起来了，准备上学的都在吱吱喳喳地慌乱着。我还没上学，这一切忙碌与我无关，我只能在一边旁观着。父亲并没有和我说些什么，偶而眼神与我相会，也只是微微一笑。一直到哥哥姐姐们全出门了，父亲才转头轻声对我说：「明天要早一点呀。」
到了夜里，我咬着牙像是发誓一样，把内心发条上得更紧了，「明天我一定要天不亮就起床。」夜里可能也睡得不是很安稳，不断做着又快又急的梦，梦里头情节支离破碎，又不断有各种背景声响，最后一个梦有着鸡啼的声音，我内心突然像是门打开一样，觉得这不是梦境，我立刻醒坐起来，果然那是邻居公鸡的啼声，天色完全是黑暗的，只听见厨房有微微的声响，妈妈应该是起来了。
我走到厨房，看见母亲正在升火，一阵烟正扑在她脸上，我走过去问：「阿爸起来了吗？」妈妈回头看见我：「起得这么早？」停了一下又想起我的问题：「但你阿爸出去了，他今天比较早。」
我不敢置信地回到客厅，看着挂钟明白写着五点半不到，天光还像深夜一样是深墨色，只有东方微微有点浅蓝的颜色。我有点泄气地坐在椅子上，父亲还是比我更早，而且也无意等我，尽管我已经比所有的小孩都早起了。
父亲回来也一样没看我一眼，整个白天他都出门办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约定是否还有效，而且，也许父亲一出门就是回到深山的矿场，再回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以后。当天晚上父亲出现在餐桌上时，也许是他看穿了我期待的眼神，轻轻抛过来一句：「明天要再早一点呀。」
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更早醒来的办法，但睡眠是多么难以掌握的一件事，它似乎有自己的意志，睡眠控制着我，而不是我掌握了睡眠，只要一入睡，你永远不知道睡眠何时才会释放你。我想着这件事，内心觉得有点哀伤，我们能够控制的事何其稀少，控制我们的力量又何其之多。而那些比较有控制力的大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好像昏昏沉沉睡去，又好像在睡梦海洋上漂流，载浮载沉。突然间，我又完全惊醒了，四周都是黑暗包围，也都是沉睡的气息，没有一丝要天亮的意味，我不能确定这是十二点、还是早上两点，或者任何其他时间。但此刻我的耳朵似乎无比清明，我几乎可以听见客厅挂钟钟摆摇晃的嘀答声，我甚至觉得自己听见隔壁鸡笼里公鸡梳理羽毛的窸窣声。最后，我听见客厅的挂钟敲起钟来，当，当，当，当，敲了清脆的四响，所以这是早上四点了。
我在被窝里保持躺卧的姿势，觉得内心无比清醒，我决定用这样的状态等待天亮的来临。没多久，我听见父母亲的房里有声响，然后我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这个脚步声较为沉重，所以应该是父亲的脚步声了。我听见脚步声走往浴室，然后我听见马桶冲水的声音，然后我又听见漱口的刷牙声。
我偷偷在被窝里套好衣服，轻巧地滑出被窝，我蹑着脚走向浴室，等在门外。不一会儿，里面的水声停了，父亲穿着睡衣走出浴室，我站在他面前，有点怯怯地说：「爸，我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父亲似乎不感到惊讶，他笑了笑说：「现在还早，我们可能要再等一下。」
我坐在客厅等待，父亲回房去，房间里又安静了。不久后，妈妈倒是先出房来了，她的头发已经梳好，衣服也穿整齐了，她看见我，笑了笑说：「今天起得这么早？」然后就往厨房去了。
再过一会儿，父亲也装扮完毕，他穿着白色衬衫，灰色西装裤，外面加上一件绣有「台湾电力公司」字样的蓝夹克，脚上是他那双每天擦得亮晶晶的皮鞋，手上还拿着他的登山拐杖。他似乎心情很好，带着笑容，也不多说，看了我一眼，就往门外走去，我赶紧起身跟向前去。
出门之后，父亲往左边走去。我们家门前就横亘着繁忙的省道，如果向右走，我们就会经过邮局，还有邮局隔壁的包子店，再向下走就会到达市场，但我还太小，从来还没有被允许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如果向左走，不久之后就是这一排有着骑楼房子的尽头，我们就会走到两旁都是田地的路上，再过去，那是哥哥姐姐上学的七堵国民小学，那也是我尚未被允许前往的地方；再过去，那是我从未能想像的世界了…。
父亲和我两人往远处走去，街道尽头就是农田了。
我们走在铺着细砂石的人行道上，中央则是铺有沥青的车道，偶而有载运货物的卡车呼啸而过，掀起一小阵旋风尘沙，小石头则在我们脚下发出轻微的滚动摩擦声。道路两旁放眼看去都是一片片种植稻米的农田，道路与田地之间有小小的灌溉沟渠，清澈的流水不断淅沥淅沥地响着，与尚未平息的虫鸣声相互应和。远方天上才刚露出一点亮光，天色还是深沉的蓝黑色，空气冷洌，扑面有微微的刺痛，路边的野草上仍然可以看见白色粉末般的结霜。
我瑟缩着脖子，有点感到寒冷，但又害怕赶不上父亲的脚步，不敢流连周围的景致，只能勉力大跨步前行。两人默默走了好长一段路，父亲看我缩着身子，问了一句：「会冷吗？」
我急忙摇头，却又猛然打了一个寒颤，好像招供了自己的言不由衷。父亲伸过来一只大手掌，在我右肩上揉搓着，又像是嘉许的鼓励，又像是取暖的按摩。我一方面不能确定他的用意，同时又觉得有点不能消受他的力气，再走了几步路之后，我悄悄把肩膀放低，轻轻技巧地滑出他的掌握，然后退后一步跟在他背后。父亲也没特别的反应，也不知道他发现了没有。
父亲的路线是固定的还是随兴的？我也不得而知。我们走了一段马路边上，后来又转进田里无铺设的小土路，最后又走进一个树林茂盛的山坡地。父亲拄着登山杖，健步走在前方，此刻的我才五岁，从未走过这么遥远和这么变化的路途，我已经觉得腰间和小腹都有点疼痛了。在山坡一个转弯空旷处，父亲停了下来，指着树下一块大石说：「累了吗？坐下来休息。」
那是山地转弯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可以看见远方的稻田和街道。父亲额头也有汗水，他掏出一条毛巾来擦拭，一面还挥动手臂，好像希望舒活更多的筋骨。我坐在石块上喘着气，一面觉得胸口的闷气逐渐舒缓，一面发现空气已经不再刺冷，天色已经大亮，太阳也不知何时已经在远方地平线上冒出头了。
父亲兴趣盎然地打量着我，好像想着什么事，我对自己的体力不继感到有点羞惭，但父亲突然说：「下山吧，我带你去吃豆浆。」
我们沿着原路下山，好像换了一条小路穿过田地，我不太能确定那是不是原来的路，天已经亮了，景观也都好像换了一副颜色，田地里也有了更多生机，我可以看见农舍旁有鸡只走来走去，我也看见田边的野草开出了紫色的小花，也有一些蜻蜓在圳沟上盘旋飞舞。
父亲领着我走回到铺着柏油的大马路，走不多远，我看见前面远方有炊烟，路面一个铁皮屋正腾腾冒着热气和火光。走近一点，就听见人声鼎沸，那是一家正在供应早餐的豆浆店。站在大锅豆浆后方是一位老太太，她熟识般地和父亲点点头，道了一声：「早啊！」转头又看了我一眼，说：「这是恁家后生？」
旁边另有一个油锅，一位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先生正在炸油条。他面无表情地把两条细小的面条叠在一起，用筷子在中央压出一条沟槽，轻巧地用手一旋，面条转成美丽的扭曲线条，就下了油锅，油条立刻像灌了气一样膨胀起来。父亲带着我找一个位子坐下来，向老太太吩咐道：「两碗豆浆，一碗加个蛋；来一根油条和一张豆标。」
加蛋的豆浆是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豆浆，它的热烫甜美、香醇滑口，让我感到又惊奇又满足。豆标也是为我点的，我也从未吃过，那是一种今日已很少看见的饼类，中间充满空气，不加油在炉上烘制，有一种干爽香甜的面饼滋味。我津津有味地摊子上嚼着面饼，啜饮着烫口的豆浆，心中充满了幸福，内心也相信这位让我敬畏不敢靠近的父亲应该是疼爱我的。
那是童年仅有的一次机会和父亲清晨外出散步，这也是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以一个英挺健康的成人姿态出现。没多久，父亲就重病缠身，我每日所见的父亲就是另一种衰老病倦的模样；也没多久，我们就搬离了北边的海港城市，去到景观完全不同的中部山城。而我自己，成长的孤独吞没了我，我有自己少年无法言诠的苦恼，我不再来自渴望父亲或母亲的关爱，而是更焦虑于同辈朋友的认同与接纳。
可是，幼童时代某一个早上，和父亲在田野之间一段同行的时光，父亲放在我肩上充满力道的大手，还有那香醇甜美的第一次豆浆滋味，却总是在我心中。而我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父亲真的是每日那么早起，每天让我扑个空？还是那是当时特别为我设计的一个考验？我也始终没有答案。随着父亲的过世，这个谜题是永远不能解答了。
这个画面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我脑中，可是最近读的一本书却又把带回那一个回忆里。
那是大学问家乔治．史坦那（George Steiner, 1929-）的自传《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 1997）。我本来就是史坦纳的书迷，他的自传英文版我也早早就买了，不知什么缘故始终没有打开来读。去年年底无意中发现这本书竟有中译本（台湾行人出版社，2007），这恐怕是史坦纳罕有的中文出版品吧？我能想到另一本中译可能是他的《Lessons of the Masters》（2003，中文译做《大师与门徒》，是台湾立绪出版社出版的），相对于史坦纳的等身着作，这样的翻译数量和成绩简直不成比例，而他的代表作《巴贝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即使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未见中文翻译的尝试呀。
史坦纳的传记是极有意思的，因为书中几乎显少「事件」。别忘了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书房里读书做研究的纯学者，社会上的大事件、大行动，或者大阴谋、大破获，大体上都是与他无缘的。既然故事不发生在「身外」，只好波涛汹涌在「胸中」，他在书中反覆追索自己思想的来历与转折，弄得生平的「故事」几乎都变成了抽象的「辩证」。但大师的敏锐和渊博，即使没有「故事性」也写得峰回路转，引人入胜。其中他在书中提到在他「快满六岁生日」的某一天午后，他的父亲如何以一种若有似无的「心机」，设计了一场「诱引」他阅读希腊荷马（Homer）史诗《伊里亚德》（Iliad）的过程，父亲牵着小孩的手，一行一行读着希腊原文给小孩，让小孩在荷马温柔而残酷的诗句中，第一次经历了「经典」带来的战栗。那个一大一小父子共读的画面，极可能是我历来读书所读到的最动人的「文化传承」场面，而我在那一刻竟不禁油然想起四十几年前的一桩往事…。
「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在他那部看似平静无波的自传《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 1997）里，写到童年时他的父亲如何携他之手、富于心机地、也循循善诱地，教导他爱上古典希腊文，也经验了生平第一次「经典的战栗」的一段往事。
他在书中说，在他「快要过六岁生日的某个深冬之夜」，父亲一如往常亲自指导他晚课，却「出人意表」地打开了荷马史诗《伊利亚德》（Iliad），讲了其中一段故事给这位心智才刚开启的早慧小孩听。说这件事「出人意表」，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并不让小乔治自己读「那本书」（可能是父亲觉得时候未到，或者只是因为他父亲要求一种纪律，他要求小孩一本书未读完，不可进行另一本书）。
父亲读给他听的是《伊利亚德》的第二十一章，也就是希腊联军当中最骁勇善战的名将阿奇里斯（Achilles）在河边大开杀戒的那一段，着名希腊古典翻译家罗勃．法戈斯（Robert Fagles, 1933- ）将此章加注标题为"Achilles Fights the River"（企鹅版页520），而邓欣扬中文译本（远景，1982）也把此章命名为「阿奇里斯力战河神」。后来我向学生们提起这段故事，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很少读过《伊利亚德》原作（不管是那种语言的版本），我只好加上注解说：「阿奇里斯就是电影《特洛伊》（Troy, 2004）里头帅哥布莱得．彼特（Brad Pitt, 1963）演的那个角色…。」大家立刻都微笑点头，表示明白了。
父亲读给小乔治的《伊利亚德》，先是用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Heinrich Voss, 1751-1826）的德文译本，在这里也许应该增加一点说明，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本是担任奥地利中央银行高官职务的犹太人，一九二四年他深信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终将引发大难，遂举家迁往巴黎，乔治．史坦纳就是在巴黎出生，但父亲从小要求他读书不可偏废，所以他成长与读书的语言是平均分配在英文、法文和德文上，几乎都是母语，生活背景上也充满着多种语言。（他在书上说「我美丽动人的妈妈通常偶某个语言开头，以另一种语言结尾。」）
年纪尚不满六岁的史坦纳和不同的家庭教师学习不同的语言，除了三种生活上的语言，他也被要求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当然在欧洲一个书香家庭的传统，但在那天晚上之前，他显然是还没有能力读原文的《伊利亚德》的。
让我们先回到那第二十一章的「阿奇里斯力战河神」。本来阿奇里斯正和联军统帅阿伽曼侬（Agamemnon）因为战利品的争执而闹得不愉快，阿奇里斯因而不肯出战，他的好友兼部将帕特洛克罗斯（Petroclus）向他请缨：「…你，阿奇里斯，却总是如此执拗。愿上天保佑我，让我不至于像你让愤怒掌握，成为勇气的诅咒。现在如果你不肯拯救阿开亚人，下一代的子孙会如何看待你？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那么，至少让我带领密尔弥敦的军队出去打仗。也许我可以带给我们阿开亚人一点胜利光辉。请你也把你的铠甲借给我套在背上，让特洛伊人以为我是你，对，以为我是阿奇里斯，让他们吓得停住攻击，给我们阿开亚战士喘一口气，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穿戴着阿奇里斯美丽铠甲的帕特洛克罗斯出发与特洛伊的大军相遇，但天神阿波罗在战场上混乱中敲下他的头盔并扯下他护身的胸甲，让特洛伊的大将赫克托（Hector）一枪刺进他光裸的小腹，铜制的矛头穿透他的身体，勇敢的帕特洛克罗斯就阵亡了。特洛伊战士抢走了阿奇里斯那套天神送给他父亲的辉煌铠甲，赫克特把它当做战利品穿在身上。
消息来到阿奇里斯这里，「悲恸的乌云笼罩了阿奇里斯。他的双手从地上抓起黑灰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弄脏他英俊的脸庞与干净的战衫。被击倒一般，他爬滚在泥土中，颓唐躺在那儿，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把它弄得一团糟…。」
巨大悲伤迅速转成了充满复仇意志的愤怒，阿奇里斯急着要为帕特洛克罗斯报仇，但他的作战铠甲已经失去，阿奇里斯的天神母亲乃上奥林帕斯山向神匠赫菲斯特思（Hephaestus）请求一副新的武装盔甲。在荷马的《伊利亚德》里，诗人又用了一整章的诗篇去描绘神匠为阿奇里斯打造新武装，光是盾牌上的雕塑图案（有城市、山水风景和作战的场面）就用了数百行的诗句一一仔细描述，我在这里显然是不能重述了。
穿戴一身光辉夺目的全新战甲、形貌犹如战神的阿奇里斯重新回到战场上，两军在平原上对阵，展开一场大厮杀。几位特洛伊的勇敢战士都不是阿奇里斯的对手，他接连屠杀了好几位名将，而阿奇里斯的军队也一路把特洛伊部队逼到克桑特思（Xanthus）河边，并把对方的队形切成两半。在一个河弯处，许多落荒害怕的特洛伊军人跳入河中逃走，阿奇里斯放下长矛，手拿一口剑大开杀戒。
河边混乱逃命的军士当中包括了一位特洛伊的王子，那就是天生苦命的莱卡翁（Lycaon）。莱卡翁和赫克特一样，都是特洛伊国王普利安的子嗣，他才回到特洛伊十二天，多年前他在一次与阿奇里斯的作战中战败受俘，被卖到远方当卑微的奴隶，此刻他才刚刚度过那些人生苦难，赎回了自由之身，赶回家乡参加家园的保卫圣战，谁知道一出场又碰见多年前打败他的「冤家」阿奇里斯。
他从河中跳出逃命，迎头撞见阿奇里斯，他自知不敌，跨倒在尘土之中，抓住阿奇里斯的膝盖，向他求情：「他乞求着，一手抓住阿奇里斯的膝盖，一手紧握长矛，想保住宝贵的性命，莱卡翁迸发急切的祈求：『阿奇里斯！我紧抱你的膝盖，请你大发慈悲，饶了我吧！此刻我向你求情，王子，你得要尊重我！』…」
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是从这里读起的，虽然故事好像没头没尾，但一开场就是生命攸关的紧张处境，可怜的莱卡翁向强者阿奇里斯求情，请求他饶恕性命，而莱卡翁绝不是造成这场战争的元凶，引发战争的是勾引美女海伦的好色王子帕里斯；而杀了帕特洛克罗斯激起阿奇里斯的复仇之火的也不是他，那是他另一个兄弟赫克特。但此刻「无辜的」莱卡翁却要牵连丧命，他的祈求合乎情理。他的求情也哭天喊地的，把这些人生的不公都说了：
「我回到家乡特洛伊才十二天，而我受尽多少苦难！现在，再一次，狠心的命运却再次把我交在你的手中。天父宙斯一定是恨我的，才叫我两次成为你的手中之囚！啊，母亲啊母亲，你给我的生命如此短暂！…」
正当小乔治也感到心碎的时刻，可是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阿奇里斯那举在空中的剑，是劈下来，还是不会劈下来呢？
乔治．史坦纳的父亲教他读荷马的《伊利亚德》，第一个段落读的就是生死一线的场面。莱卡翁跪在沙场上，请求阿奇里斯不要杀他，他与阿奇里斯无冤无仇，他甚至曾是阿奇里斯前次战役的俘虏，做了多年流离失所的奴隶，而他才回家乡十二天，命运就让他再次遇见阿奇里斯。莱卡翁的求饶呼喊是声嘶力竭、令人同情的：
「听着！这句话也仔细听！求求你！
别杀我！我与赫克特并非同一个子宫所生。
是赫克特杀了你的朋友，你那位强壮、温文的朋友！」
的确，如果人生是公平的，赫克特造的孽不该由同父异母的兄弟莱卡翁来承担，但阿奇里斯的反应将会如何呢？那把高举过头、亮晃晃的宝剑究竟会不会劈下来呢？不满六岁的乔治．史坦纳感到战栗也感到焦急，基于某一种对人生公平的渴望，使他不由得期望无辜的莱卡翁不至于命遭不测，但从阿奇里斯无处可发的冲天怒气来看，他又觉得莱卡翁很难逃离劫难，「老天爷，接下来的后事究竟如何」？
但父亲却在这紧要关头停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有点忧郁地看着远方，欲言又止，迟迟不肯读下一段。最后，才有点无奈地说：「哎，可惜接下来这一段，福斯的译本有点不完整，没有说出全部的故事。」他又说，事实上各家的译本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桌上已经摊开了希腊原文的荷马，旁边还摆着字典和初级希腊文法，「我们要不要自己来试着解开这一个刺激的段落？」父亲问这位尚未满六岁的小孩：「这一段希腊文并不难，说不定我们可以知道阿奇里斯怎么回答？」
然后，父亲牵着小孩的手，指着书上的希腊文，一句一句地唸下去：
「笨蛋，不要和我讨价还价。什么都别再说。
不错，在帕特洛克罗斯命定之日以前，我还偶发慈悲，饶了若干特洛伊人的性命；只是活逮他们，把他们拍卖了做奴隶。
但现在，每一个特洛伊人都得死。
神祇在城门前交到我手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活，每一个特洛伊人都不能活，更何况是普利安的儿子。
来吧，朋友，你也得死。为什么要哭哭啼啼？
即使是帕特洛克罗斯也死了，一个比你好太多、太多的人。
而且，你瞧，我生得这么英俊强壮不是吗？
我的父亲是个伟人，生我的母亲则是不死的女神。
但即使是我，我告诉你，
死亡和命运的力量也正等着我。
终将到来，某个清晨或黄昏或白日，有人也将在战场上取走我的性命，也许是掷出一支长矛，
或者是从他的强弓射出一支致命的箭…。」
听完这些话，自知难逃一死的莱卡翁瘫软在地，阿奇里斯无情的剑劈了下来，劈在他脖子旁的锁骨上，当场就杀死了他。
小乔治反覆跟着父亲诵读这段文字，字典和文法书都翻开了，神奇的是，在一遍一遍音韵悠扬的诵读之后，意义竟然拨云见日似地开朗起来，按作者的说法，「好像一幅色彩鲜艷、受细沙覆盖的马赛克镶嵌图案，你把水倾倒其上，那些字和造句便明晰起来，向我显露形状和意义。」
希腊文从模糊变得明晰，但文字的内容却从明晰变得朦胧，让小孩初尝启蒙本身的撕裂艰难（好像发育抽长时骨骼的疼痛）。当他读到阿奇里斯说：「…来吧，朋友，你也得死。为什么要哭哭啼啼？」这句话像死刑宣判，却又加上「朋友」这突如其来的友善字眼，口气既平静温柔又残酷恐怖，阿奇里斯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如此强悍，他既没有宽恕的柔情（最后他还是杀了莱卡翁），也没有傲慢的自信（「即使英俊强壮如我，我也终将一死。」），作者引伸说：「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死亡所给予的。可怕的清明从此诞生。」
我们之所以还活着，并不是我们做过什么善事或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死亡还没来带走我们，我们的生命因而都是死亡给予的。阿奇里斯脑筋清楚，对天地不仁有清明的体会。但这沉重的问题对一个六岁的小孩是够艰难了，也许就在那一剎那，小孩一面感到困惑，一面却悄悄成熟了。这是阅读与启蒙的奥祕，从不懂到懂得之间那条鸿沟，人总是突然间就跨越了，我们也不明白这种「超越」是如何来的。
乔治．史坦纳回到房间里，找到他的第一本荷马，「或许其余的不过是那个小时的注脚罢了」，他后来当然也发现，福斯的翻译并没有遗漏任何片段。那一个小时的印记，烙在他的一生，乔治．史坦纳后来成为大读书家，他看出荷马的智慧之光贯穿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史与创作史，你可以在历代作者的创作中看见蛛丝马迹，但他说，「对我而言，在每页里我都找得到父亲的声音…。」
乔治．史坦纳的回忆让我追想起我的父亲，让我相信童年时期的某个经验「应该」是父亲「有计画地」为我设计的一场试验。他刺激我早起，要我练习如何贯彻意志，抵抗睡眠的诱惑。最后我成功爬起来的那个清晨，我和父亲有一段田野间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个经验也成了我人生的某种「印记」。
父亲不懂希腊文，他不能像乔治．史坦纳的父亲一样，循循善诱我读懂《伊利亚德》，让我「在每页里都找到父亲的声音」，但父亲给了我一个训练，我从此没有赖床这回事，至今每日睁眼即起，清晨四点、五点起来读书、工作不以为苦，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个习惯曾经带给我多大的裨益，但这个习惯，与未满六岁时某一个清晨的经验「应该」是有关系的。
想到这里，我突然惶恐起来，我可曾同等用心地对待过自己的小孩？也是小孩约莫六岁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六岁？），我看他沉迷在日本漫画《七龙珠》与《福音战士》之中，忍不住对他说：「其实这些故事的原型都从古时候的神话来的呀。」小孩眼睛发亮：「真的？」我说：「真的，我来给你讲一个《伊利亚德》的故事。」
我把书找来，从第一章讲起，讲到生气的天神阿波罗从天上飞下来，箭支在背上的箭壶里哗啦哗啦作响，小孩张开嘴说：「哇！」他显然是觉得很过瘾了。但后来呢？后来我就忘了，等我再想起来，小孩已经长得比我高了。我觉得充满歉意，我问他：「还记得小时候给你讲《伊利亚德》的故事吗？」他说：「嗯，怎么？」
「我故事没讲完，后来怎么样了？」
「我自己已经看完了，而且看了不只一遍。」他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我松了一口气，也许我不是成功的父亲，但小孩自己会长大。

第二部 绿光往事 脱衣舞娘
在我快满六岁的时候，我们的家从北台湾的雨港搬迁到中部的山城，我的童年记忆因而一切为二，根据记忆画面的背景光影，我依稀可以判断某些旧事是六岁以后的事，而某些则是六岁之前的事。但六岁以前的记忆只有零码片段，破碎不成篇章，更没有编年记事可言了，我总是说不出那件事发生在前，那一件在后，也说不准那究竟是五岁、四岁、三岁、还是更早的事。这里就有一件我说不出那是五岁、四岁、或者三岁的启蒙经验，但既然场景是在每天蒙蒙轻雨的基隆港市，那就一定是六岁之前的事情无疑了。
先是街头上传来大消息，左邻右舍都在说刚刚以〈孤女的愿望〉唱红全台湾的陈芬兰，终于要来我们基隆登台了。陈芬兰那时候还只是个小女孩，我现在当然可以通过资料搜集的力量，考证出陈芬兰出版〈孤女的愿望〉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当年她才九岁，同时也算出来那年我应该是三岁，但我总疑心那个时代的时间计算没那么精确讲究，从她出唱片到大街小巷唱红〈孤女的愿望〉，再等到她辗转来基隆登台，时间也有可能已经是一九六○年或者更晚，三岁的时间座标就不对了。总之，街头巷尾的三姑六婆们议论纷纷，都在商量要不要前往市区的戏台去看她演出呢？
很少在家的父亲竟然在这个时间出现了，还豪气干云地允诺带全家人去看陈芬兰的表演，这个大手笔一定让我和全家人都感到无比兴奋，不然我为什么能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还感觉得到这件事的分量呢？大日子终于来临，爸爸妈妈难得全副盛装，小孩子们也被打扮得漂亮体面，我们就浩浩荡荡乘车往市区出发了。但遇车则晕的我等不及来到市区，就大口呕吐在父亲的身上，弄得他一身西装狼狈不堪。这个意外似乎也没有败光全家人的兴致，我们还是吃了晚饭进了戏院，坐在二楼遥远的高处，欣赏着陈芬兰的演出。
这是我第一次进戏院，看到的是那个时代氛围特有的歌舞表演，陈芬兰自然是整场秀的主角，但这也不妨碍整场歌舞表演仍然有许多其他元素：像是贯彻全场的辩士口才、荤腥不忌的主持人，中央穿插的魔术杂耍和谐丑表演，香艷刺激的歌舞综艺，以及其他多名男女歌星的协力演出。
陈芬兰当晚的表演让全场如痴如醉，她仍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模样，一身白衣，楚楚可怜，当她用带有鼻音的哭腔唱出〈孤女的愿望〉时，你真的以为那就是她的真实身世，忘了那是一场舞台上的表演。而她的这首歌也只是她万千化身的一种，因为她还会继续演唱许多歌曲，每一首歌各有一种叙述的身分，有时候她是思春而雀跃的少女，有时候她是望穿等待的情妇，有时候她又成了失去一切的怨妇…。而每一首歌唱出时，我们都立刻相信了她新的身分。
但对或者三岁、四岁、或者五岁的我，陈芬兰的夜晚还有更多的意义。那些节目对我而言都是新鲜的经验，我望着涂抹了五颜六色的花脸丑角，感到畏惧又有无穷的向往；看到那些魔术与杂技，觉得恐怖又好奇；对大开黄腔的主持人以及满堂的回应笑声有点无法理解。但那位第一次看到歌舞剧院的小孩最觉得莫名刺激的，恐怕是那些带有情色意味的歌舞表演了；那些歌舞，有的是穿戴亮片和羽毛，伴随着歌者做为一种布景的，也有另外做为串场、大腿如林的群舞，更有一些伴有挑逗音乐、舞者几乎衣不蔽体的个人独舞。
那个晚上回到家里，梦里头出现一个镜头，那是五色旋转的舞台灯光下，一位歌女唱着歌，背后有伴奏的乐队，记得当中有八爪章鱼似的鼓手，和一位直直站立把脸贴在琴上的低音大提琴手，好像还有伸缩喇叭手。歌女两旁有若干名穿着暴露的伴舞者，她们扭动着充满亮片的衣服跳着舞，歌曲终了时，红灯闪耀，她们定格般高举一双裸露的臂膀，腋下森森碜出浓黑的腋毛。这个时候，我就惊醒了，意义不明的画面深深刺激了我，我瑟缩在蚊帐里，感到又害怕又羞耻，再也无法入睡，醒来也无法对别人明言。
这个奇怪的梦境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画面上的舞台不断随时间变化，演唱的歌女也不断替换，换成较新认识的女星，伴奏乐队也不停改变人数和队形，只有旋转的彩色灯光是不变的，伴舞者最后高举双手露出腋毛也是不变的，我也总在那一刻惊醒。这个充满性意识醒觉的梦境重复出现多年，次数频繁，更长驱直入我焦躁不安的青春少年时期，直到它被别的春梦取代为止。
事实上再有机会看到歌舞表演时，我们已经搬到中部山城，我也已经是上了学的小孩。我所居住的香蕉集散小镇偶而会来一些流浪的歌舞团，在经常演出歌舞综艺的戏院售票公演。每次新的歌舞团来到镇上演出，照例要游街宣传，贴着充满诱惑海报、装着扩音器的宣传卡车，载着成群镶满亮片戏服的浓妆舞女，在街头大声喧哗，给本来平静无波的农村小镇带来嘉年华会的炙热气氛。
这些歌舞表演已经不再有陈芬兰那种带来全镇殷望期待的大明星，代之而起的是不再迂回的情色诱惑，文案强调香艷刺激，海报的图片也是愈来愈露骨了，丰乳肥臀几乎要从平面倾泻而出。已经逐渐衰老的父亲偶而拿着经营戏院的房东送给他的招待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去看歌舞表演，总是到了几段脱衣独舞的尴尬时刻，父亲才会斥喝我们低下头去。
但那毕竟还是慢条斯理的农村节奏，脱衣舞还是如美国最有名也最机智的脱衣舞孃吉普赛．罗丝．李（Gypsy Rose Lee, 1914-1970）所说的名言：「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慢慢做，非常慢地做。」（If a thing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slowly...very slowly.）
每位脱衣舞孃上台时，一开始或者华丽或者端庄，衣服一直紧紧包到脖子，看不出即将发生的情色。随着挑逗性的音乐响起，她才逐件卸除衣裳，而那些衣服也彷彿魔术一样，一件之后还有一件，似乎是脱之不尽的。总是要等到两首歌曲奏完，舞孃已经露出夏娃的原始潜力，她的衣服看起来已经随时可以消失，这时候，更富暗示性的音乐奏出，主持人也说出更富色彩的字眼，舞孃作势要脱去她最后的叶片，这个时候父亲才轻声说，低下头去，小孩子不要看。但我还是听得见令人困窘的音乐以及主持人的猥亵旁白，我常觉得不明所以的口干舌燥与心跳加速。直到音乐结束后，父亲会轻敲我的肩膀，示意警报已经解除，我再抬起头来，红绿灯光已改，舞台上也已经不见人影了。
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些经验，觉得已经成年的我，应该有权利观看那些我未能看完的脱衣舞码了吧？我买了戏票去一家猥琐破旧的歌舞戏院，看门收票的人也是一副纵欲伤身的模样，找到座位坐下来，观众寥寥无几，无精打彩的音乐奏起之后，一位长相抱歉村妇模样的矮短女子走出来，先照着音乐胡乱扭扭身子充作一种舞步，面无表情彷彿打卡上班一样。一首歌曲之后，乐风一转，节奏加快，暗示有事即将发生，歌舞女郎一转身，身上的披风扯开，她就一丝不挂了，同样的面无表情，同样的胡乱扭身，只是歌耶（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穿衣和裸身的两张画像，但不穿衣的这位身材早已走样的女郎，惨白的皮肤上有许多暗红色的斑痕痘疮，不忍卒睹。整场脱衣舞表演，只剩快快的史脱立普（strip），不见慢慢的挑逗（tease），十倍速的时代，连古典色情都瓦解了。

第二部 绿光往事 潜入戏院
我和阿三哥依约前来，轻轻敲着铁门，空空空，再一次，空空空，门里面果然含糊传来回应了的一声，但听不出是不是瘦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铁门?拐一声大响，缓缓开了一条小缝，瘦猴脸色紧张地探头出来，挥着手比着赶快进来的手势，又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要我们噤声。我们急忙侧身潜入门内，铁门立即在身后关上，但又发出碰撞的?啷声，吓得瘦猴又神色仓皇地伸指比了一个千万别出声的手势。
这是一家戏院的后门，本来是散戏出场的地方。瘦猴家里开电影院，他终于答应要让我和阿三哥进场免费看电影，他开了后门放我们进去，但这件事不能让他家里其他人看见，不然他就要被老爸吊起来毒打了。我们下午依约前来，敲门做暗号，电影已经开场了，可以听见场内银幕上发出的对话回音，这个时候偷偷进场比较不惹人注意。
我们从场外的厕所倒走回来，掀开厚重的布幔，钻进全黑的戏院内。我的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戏院前方银幕有强光。过了一会儿，眼睛有点适应了，慢慢才察觉戏院内黑压压挤满了观众，不仅座位都满了，连站着的观众都有一大票，也难怪，上映的是王羽主演的邵氏大片《独臂刀》呢。瘦猴在前方拉着我的手，我拉着后方阿三哥的手，怕被挤散了，慢慢往戏院后端挤过去，想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角度和站位。
突然间，我的手腕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扣住了，我听见瘦猴惊呀了一声，感觉他松开我的手，阿三哥的手也离我而去，一阵杂沓的混乱脚步，然后我听见中年妇人的叫喊：「不要让他走了！那边！那边！」那是熟悉的口音，应该就是平日守在戏院门口收票的凶胖妇人。我心里觉得不妙，想要挣脱手腕上的紧箍，但那只手的力气太大了，扣得我的手腕快要断掉了。
我仍旧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光线太暗了，但影片的对白却还无动于衷地进行着。箍在手腕上的巨大力气拽着我往外走，我的脚几乎被拖在地面上，身体则是不断撞到旁边站立的观众，咒骂声与三字经也此起彼落：「你是在干啥？干！我们在看戏呀！」
我被拽出了戏院正门，光线一下子变得亮白刺眼，电影的对白声和音乐声突然消失了，情势也一下子变得明朗了，看门收票的凶胖妇人此刻涨红了脸，满面怒容，一手抓着一个小孩。我和阿三哥都被活逮了，只有瘦猴不知去向。我的右手被她粗壮的右手紧紧扣着，因为方向相反，她拉着我往外走时，我是背向着被拖出戏院。她的左手则扣住了阿三哥的右手，看阿三哥发白的嘴唇，他恐怕是吓坏了。我看不见自己的表情，我想也好不到哪里。
收票胖妇人开始骂街了，她杏眼圆睁，嗓门大到隔街可以听见：「你们这些猴囝仔，每天跑来偷看戏，一遍又一遍，以为我都在睡觉不知道？这次终于给我逮到了吧。」转头她又叫平日在戏院扫地的轻度智障工人：「阿兴仔，你去拿黑油漆来！我给他们脸上好好的画一画，让他们在街上走路比较好看，看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
妇人回头对着大街继续骂：「本来铁门要给你们通电的，把你们这些爬墙偷看白戏的猴囝仔电个痛快，看你们有多厉害。我是不忍心把你们电做肉干，死得难看，父母养你们这么大，也不知道想一想…。」
阿三哥脸色惨白，嗫嚅地说：「是…瘦猴带我们进来的。」胖妇人更气了，左手几乎要把阿三哥的手扭断了：「你讲什么？没你讲话的份，要讲送你去警察局慢慢讲。」回头又大叫：「阿兴喂，你是死去那里了！卡紧拿黑漆过来！」嘴里还不断恨恨地说：「恁这些死囝仔，不知死活。」
戏院门口已经围满了十几位群众了，老的少的，大家都挤过来看热闹，我在人群中看到班上的阿满，她正探头呆看着我们被活逮的狼狈模样。我不太敢直视旁观者的眼光，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像贼一样抓着，并不是什么光采的事，等一下如果脸上被涂了油漆，那更是无处去躲了，何况这条大街上，随时可能有学校的老师会经过，我这个平日装乖巧的「好学生」可就穿帮了…。
突然间不远处，我像溺水的人看见了光亮，大哥正从前方路上迎面走过来。可能是太羞愧或者太害怕，我根本不敢出声叫他，但他还是抬头看见了围在人群中的我，我从他的黑框眼镜中看见惊愕的表情。他慢慢走过来，开口问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很多话想说，包括：我们不是爬墙，而是戏院老板儿子带我们进来的；我们是第一次偷进戏院，以前偷看戏的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什么戏也没看见；或者我也愿意说，我以后不敢了，从此再看不到王羽的《独臂刀》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委屈地眼眶红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哥指着我问胖妇人：「他做了什么事？你抓他做什么？」
妇人看着他：「这是你们家的小孩？」接着又冷冷地：「爬墙偷看戏呀！不知道多少次了，现在抓到了，正要拿黑漆来涂他脸上。」
大哥说：「只是小孩不懂事，不要这样。」叹了一口气，大哥又说：「我赔你戏票钱。」妇人松开手说：「免，小孩你带回去，回去好好教示一下。」
大哥拉着我的手离开人群，我听到阿三哥闷哼一声，我回头看见妇人的手还紧紧箍在他的手腕上，他求助般地看着我，我拉拉大哥的手，但大哥紧闭双唇，面色严厉，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是救不了他了。走了几步，我再回头，阿三哥正扭着身子哀号着，不知道是不是黑漆已经来了？定睛一看，我竟发现瘦猴也无事人似地藏身旁观的人群里，他与我的视线相接了一秒，立刻低下头，不敢再直视我的眼睛…。
回到家中，大哥沉默坐在角落很久，大概是挣扎着要不要告诉父母这件事。我也一声不响坐在圆餐桌前，佯装做着功课，一面用眼角看着大哥的动静。他坐着长考到傍晚，日光已经变黄了，终于他站起来，走往客厅。我看不见他们，但我可以想像，父亲也许一如平常正坐在沙发看报纸，妈妈应该是坐在地上的小椅子勾着一件三毛钱的毛衣线头。我隔着墙听到大哥咕噜咕噜的说话声。
过了一会儿，父亲母亲都来到餐厅，父亲不语看着我，眼光锐利，彷彿是种斥责，但他看了一会儿，一声不响转身走了，我的心里刀割一样难过。母亲坐在桌前满脸怒容，额上青筋浮起，她开始高声骂起我来：「家里没钱给你看电影，你就要去做小偷吗？嗄？嗄？」
「你这样做，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知道吗？嗄？嗄？」
「不想读书就去跟拖拉库（卡车）呀，不要浪费钱上学校呀！嗄？」
我当然知道，回到家后我早已经自我责怪一百回了。我回想起，只不过是抵抗不了爱看电影的诱惑，我已经闯过好几次祸了，好几次让父亲对我失望，还有几次虽然未被发现，自己则是充满了罪恶感。我甚至已经偷偷下决心，以后不再看电影了，只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做得到。
「我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嗄？」妈妈愈骂愈生气，霍然站起，拿着鸡毛撢子大步跨过来，雨点般地落在我的大腿和小腿上，一下一下热烫烫地在皮肤上烙刻着。我没哭也不躲，疼痛正在治疗我的羞耻，下午那个场面还默片一般盘旋在我脑中，但我已经不难过了…。

第二部 绿光往事 升旗台上的软骨美女
已经是黄昏了，远方天边彩霞满布，橘红色染满了大半边的天空。西边一排平房教室，从这一头看过去已经成了暗黑的剪影；操场边上那几棵沉默的榕树，粗壮的枝干下端变得昏暗，上端的绿叶却镶了薄薄一层金边。音乐从操场上的扩音喇叭里流淌出来，声响被哔哔剥剥的杂音弄得有点支离破碎，升旗台上的旗杆也变成孤伶伶的一柱黑影。但水泥升旗平台上的一条瘦削的桃红身影，还一迳随着音乐伸展着、舞动着、扭曲着。
总是在某个星期五的降旗典礼之后，校长会突然宣布一个惊奇，他说典礼完毕之后会有一场演说或者表演。我们都比较期待表演，因为演讲大部分是取材于学校里的老师或者就是校长自己，他们要说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一百遍了，不外乎是有一个穷学生被有钱人老板看上，因为他脚底下的鞋底是平整的，证明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扭来扭去，非常规矩而平稳，这也说明了他的性格，他的平稳规矩将证明他是个有用的人，这位慧眼老板于是雇用了他，而且后来还把附有大量嫁妆的女儿许配给他…。
但我们都不喜欢这种故事，因为它暗地里指责我们走路歪七扭八，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我们的确走路不规矩，可是放学的时候，我们都像一阵风一样逃离监狱般的学校，一路扭打嬉闹回家，谁还有心情规矩沉稳地走路呢？更何况我们才小学一年级，看到同班的异性同学都觉得可笑可憎，谁会关心未来的婚姻和财富？谁希罕娶到有钱老板的女儿？万一那女儿根本是个猪扒丑八怪，不管她带来多少嫁妆，那又是什么好事呢？
升旗台上的表演就则有趣得多。有一次请来的是魔术师，魔术师年纪很大了，江湖跑老了，梳得油光的头发又少又白，而且满脸倦容。他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燕尾服，但衣服也很旧了，衬衫领口发黄，燕尾服的下摆根本就有明显的破痕。他的道具都放在一张小小的高脚桌上，但道具都又脏又旧，连那块黑色桌布也露出沧桑的疲态，边上都起毛了。不过老魔术师开始表演了，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他先从一方什么都没有的手帕里拿出一束塑胶花来，又从一张折起来的旧报纸里倒出水来浇花，然后再从自己张开的嘴里拿出一颗又一颗的乒乓球，好像永无止境，只是老魔术师手发抖不灵光，拿出来的乒乓球有时候会掉到台下去，我们却更开心了…。
到了最后，天色已经发紫昏暗了，魔术师拿出一张旧报纸，小心翼翼折成小块，用火柴点燃，当纸张烧成灰烬时，魔术师双手一揉一拍，灰烬中竟变出一张百元大钞。这真是太神奇了，而且凭空而来的百元大钞更让我们感觉到诱惑，我们把小手掌都拍红了；愁容落寞的老魔术师此刻也露出欣慰的笑容，轻巧地略为弯腰欠身，做出一个优雅的谢幕姿势来。在黄昏将尽的时光，空无一物的升旗台上，这位流浪落魄的老魔术师找到了一个奇怪而荒凉的表演舞台，还有一群不期而遇的观众。
真的是不期而遇，因为这一切并无计画，也不曾事先宣布，一直到校长脸上露出神祕微笑揭晓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但为什么有这些奇怪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刚宣布把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我们即将变成第一届不必经过考试就能升上中学的毕业生；本来降旗之后的时间是用来给准备升学考试的学生和老师恶补之用，现在时间空出来了，也许我们乡下学校的校长灵感来了，想到这种新的「教育内容」…。（但这个猜想可能也是错的，我们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才听说九年国教不用考试的消息，而升旗台上的表演却要比这早很多年就有了，只是一开始没有这么频繁多花样而已。）
可能这一切只是一位乡下校长的异想世界，他受的是日本教育，脑子里有他不合时宜的教育构想，在偏僻的乡间加以实现，也许是无人质疑的吧？但今天的教育内容比魔术还更特别了，操场的扩音喇叭播放的是一种充满诱惑意味的拉丁乐曲，主旋律是小喇叭滑音的铜管音色，台上那个娇小的红色身影，是一位穿着桃红亮片两截式泳装的软骨美女，她正在表演的是各式各样的软骨特技。
升旗台上一样空荡荡没有任何装饰和布景，中间叠起二张我们教室里的木头座椅，软骨美女随着音乐，扭动肢体，并且在那二张座椅窄小的缝隙中钻进钻入，她的骨头似乎是橡皮制的一样，可以扭转成任何角度，钻进一些我们不能想像的狭小空间。软骨美女看起来年纪很小，大概没有比我们大几岁，她脸上涂着红艷艷的胭脂，眼角也有蓝紫色浓厚的眼影，但她的脸庞仍然流露出一股童稚的茫然，她的江湖生涯大概是还浅薄的吧。
表演时的她没什么表情，也不直视台下小朋友们的眼睛，更没有能力挑逗观众的情绪，她只是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地、体操表演式的把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呈现了一遍，偶而有一、二个动作特别困难，她似乎陷在一张椅子的夹杂里，但她不气馁，咬着牙、努力扭转着身子，额上青筋浮起，不一会儿，她奋力解开打结的身体，脱困而出，但她表情空洞，我们也不能在她脸上看出任何一丝高兴或者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软骨美女穿着一袭串满桃红亮片的比基尼泳装，颜色暧昧，衣难蔽体，肉身的大部分是暴露在外的，只是她幼稚的脸庞没办法和情色产生联想，她的肌肉线条刚硬，皮肤也黝黄而粗糙，你比较容易想到营养不良的非洲难民们…。
在奇怪的挑逗音乐声中，在黄昏的橘色天光下，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学生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操场上显得鸦雀无声。一位老师大概是担心表演沉闷单调，特地跑上升旗台，为大家热情解说小女孩的动作，并且一再要求我们给她鼓励的掌声。
但我看着泳装少女努力地纠缠在二张课桌椅中，好像一只受困在陷阱之中的小野兽。我一方面彷彿偷窥到一场不道德的异世界奇景，内心有种犯罪的快感和愧疚；一方面我又意识她的命运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无忧地在此上课，她却像一只野兽一样挣扎在课桌椅的陷阱里），心里不知不觉地为她感到失落与悲哀。放学回家的路上，软骨美女纠缠在椅子里的景象盘据在我的脑海，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以为此刻田野上方的天空也特别昏暗低沉，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
在边缘乡村的小学校里，来自一位校长的奇想，升旗台上因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场奇异的戏剧，有时候是杂耍特技，有时候是其他学校的合唱团，有时候是未穿戏服的歌仔戏表演，有时候则是要我们回到教室，在室内四面围起大片黑布幔，放映蛇吞小猪的奇异影片。这些不可预测的内容常常让我们开心不已，有时候甚至在同学间骚动好几天。但某一天的傍晚，在橘色天空下，一位瘦小软骨女孩的特技表演，却让一位成长中的小孩陷入困惑，反覆咀嚼，很多年以后都不能忘怀。

第二部 绿光往事 升旗台上的管乐队
一样又到了降旗典礼时光，这意味着快要放学了，我们心里也有一种期待解脱的渴望。太阳渐渐西斜，热度不再像正午那么焦灼炙人，但这毕竟是盛夏之日，我们身上的白色制服不知道已经溼了又干、干了又溼多少次。现在略有凉意的微风吹来，吹拂着背上溼黏的衣服，带来背上皮肤一阵阵冰凉，我们正在享受这种亚热带特有的黄昏的轻松舒畅。
矮小而秃头的校长兀自还在升旗台上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他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没有人注意他在讲些什么，我们早已厌烦他千篇一律、永无止境的道德教训，我们甚至都已经看穿了大人们的伪善与言不由衷，譬如嘴里告诫我们德行比功课更重要，但他们真正关心的也总是只有我们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现在已经接近脱离监禁的时间，我们内心有一种自由的呼唤与勇气的鼓舞，台下两千名学生开始集体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好像远方传来的地鸣一样。嗡嗡声很快又转成嘘嘘声，那是我们学生表达对演讲者不满的传统方法。校长果然再一次被嘘声激怒了，他像卡通人物一样跳起来，激动而快速地挥舞着短小的右上臂：「谁？谁？谁在嘘？谁在嘘？」
本来在一旁监督秩序的军训教官们也全部醒转过来，立刻哔哔哔吹起哨子，大声斥喝：「不准嘘！谁还在嘘？通通不准嘘！」接着又趋前指着一个方向：「就是你，就是你！还嘘？还嘘？」
但大人们情急得鸡飞狗跳，让我们更加开心也更加兴奋，我们努力保持脸上的端庄，轻轻噘起嘴，腹语术一般地暗中发出嘘嘘声，声音愈来愈大。其实我们也不怕，两千人同时造反，没有人落单，谁能拿我们怎么样？把我们通通记过开除吗？那学校里还有学生吗？那校长和教官还有饭吃吗？
控制不了场面的校长终于悻悻然下了升旗台，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的叛逆青春再一次得到胜利。这是一九七○年代以升旗台为中心的学校景观，充满军事教育的形式与氛围，我们是台湾中部一所以考试升学见长的男生名校，但也是一所以自由学风传统自豪的历史名校。学生们的叛逆显示在他们升旗、降旗典礼的「无视礼节」，集体嘘声则反应着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内在向往，在那个处处透露着威权逼压的时代里，这所学校的学生算是大胆而危险的了。
但在把校长嘘下台的混乱中，突然间升旗台快步跳上来一位脸型瘦削、个子娇小的老师，他唇上蓄着短髭，长得像一只斯文的老鼠，头上戴着法国艺术家的棕色蘑茹帽，脖子上围着同色系的围巾，笑容可掬地向大家弯腰曲脚行礼，他对着麦克风柔声说：「同学们，同学们，不要激动。」他的口音带着浓浓的台语腔和日本腔：「能够欣赏贝多芬才能成为伟大的国家，我们来欣赏一段音乐吧。」
他是学校里大家都认识的一位行径特异的音乐老师，也是负责学校乐队的指导老师。他指挥棒一挥，本来歪七扭八等在一旁的鼓号乐队立刻振奋起来，他们搬来定音鼓、各种乐器与谱架，很快地在狭小的升旗台上围成半圆，俨然一个没有弦乐器的「管弦乐团」。音乐老师敲敲谱架，转过身来对我们优雅地欠一欠身，再度宣布：「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Egamont Overture。」
然后大量金属音色的铜管乐器一涌而出，开始了先是低回悲怆、最后是雄壮激昂的《艾格蒙序曲》，小号和法国号是主角，但伸缩喇叭也忙进忙出，反倒是用来代替弦乐音色的木管乐器被铜管压得有点黯淡无光，只有在转折处你才感觉到它们的委婉缠绵。本来是一支平日懒洋洋吹奏国歌、国旗歌有如送葬哀乐的学校鼓号乐队，这一刻突然化身为音乐厅里热情洋溢的管弦乐团，到这里我们才知道这所中部名校的卧虎藏龙，并非浪得虚名。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乐队演奏《艾格蒙序曲》，每当学校乐团放学后在乐器室练习时，我们已经听到荒腔走板的片片段段，我也偶而还会听到参加乐队的朋友回家练习的部分。阿泰就是乐队里的首席小号手，他不只在学校里练，回到家也勤练不辍，我晚上到他家吃饭，看到他在黄昏的阁楼上练习滑音，每次吹到高音破碎时，就惊起一群鸽子四处飞散。但全部合起来一口气奏完，在升旗台上这还是首次，我有点受到感动，想到伟大的音乐可以距离你的生活很近，就觉得无比真实而亲切。
另一个在升旗台上演奏的曲目，则是轻巧活泼、脍炙人口的《波斯市场》(Persian Market)。乐曲开始时，演奏模拟骆驼商队远来，驼铃由远而近，重复的乐曲旋律要一层一层由弱转强，那考验着这些浮躁高中生的细腻与耐性。也许是乐曲本身的戏剧性与娱乐性吧？高中乐团演绎这样如诗如画、多彩多姿的曲目，反而有着一种顽皮与嬉戏的欢乐气氛，把一个学校的黄昏点缀得像个嘉年华会，高中生的心情也因此开怀了许多。
瘦小的音乐老师或许也是乱世中不得志、不合时宜的隐遁者吧？看他指挥乐团时全身震动，彷彿真的在指挥一支名扬四海的交响乐团，他也有一种陷入疯狂的陶醉表情，犹如已被贝多芬鬼魂附了身。但参加乐团的同学说，他们其实不喜欢音乐老师的指挥，因为他总是太亢奋，愈指挥愈快，浑然忘我，完全不记得乐曲本来该有的节奏与速度，连累所有的乐手必须苦苦追赶，上气不接下气。
音乐老师在学校里的有许多疯狂的言行，学生们津津乐道。一九七二年日本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台湾老百姓情感大受打击，学校里也有点气氛低沉。音乐老师在教室里鼓励学生要埋首读书，不要冲动，以求未来之大用，讲到涕泗纵横，突然间又破涕为笑说：「当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罗斯时，俄国人深受打击，但托尔斯泰说，不要气馁，日本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柴可夫斯基。」
老师的疯狂与梦幻，对处于升学考试压力的高中生而言，既是可笑不真实，却又深具远离现实的魅力。我们觉得苦闷，一方面要对付身体发育带来的种种新烦恼，一方面还要压抑自己的释放冲动日复一日准备考试，那是双重的煎熬。所幸学校里有一些疯癫不循常理的老师，给了我们一点生命多样性的想像。
如今回想起来，学校也是宽容的，它不但没有压抑这些个性独特的老师，甚至还留给他空间。像音乐老师带领的乐队并非一般仪仗用的军乐队，而是一个隐藏的交响乐团，他要许多预算去买定音鼓、双簧管、低音巴松管之类一般学校不常用的乐器，学校也都提供了；他上起课来也无比疯狂，彷彿他教的是专业的音乐系。他希望能教到一些音乐天才，好让他更为骄傲，他也真的教到一些，和我同年的隔壁班，有一位音乐天才，才高二，已经是训练有素的男高音；有一天，音乐老师要他上台演唱，他开口歌唱，美丽声音远传几间教室之外，我从教室门外走过，忍不住停下脚步，无法再走。学生在台上，老师在台下闭眼微笑，在那样一无所有的时代里，总有片刻美好时光让我们永远珍藏…。

第二部 绿光往事 少年陈瑞仁
大批红衣群众静坐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彻夜唱着歌并比着手势，要求陈水扁总统下台；陈水扁自己以及他的支持者则说，依照宪法总统有权且有义务应该做到任期届满。电视的谈话节目里，双方各自有自己口齿伶俐、辩才无碍的辩护者，在街头上，双方也都不乏属于自己色彩鲜明、激动昂扬的群众，而对抗的两边都有非达成目标不可的坚强意志，就像倒扁群众的领导者施明德说的：「不是阿扁倒，就是我倒。」
台湾僵持的政局彷彿再度陷入了激情对抗的无解循环，但在针锋相对之中，双方却都同意有一个可以打破僵局的变数：陈瑞仁。
「陈瑞仁！加油！陈瑞仁！加油！」广场上的红衣群众喊着他的名字，当然他们也喊着另一个名字，不过那是：「陈水扁！下台！陈水扁！下台！」在他们的轮替呼叫中，彷彿这两个名字有着一种因果或替代的关系，彷彿陈瑞仁如果聆听他们请求的声音，期望陈水扁下台的祈愿就可以应验了。
不只是倒扁的群众这么想，连民进党内部人士都说，意志坚强的阿扁绝对不会因施明德的广场倒扁行动而下台（不管民调数字多低，或街头的群众数量多高），陈瑞仁才可能是压垮陈水扁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颠倒过来，是让阿扁解套脱身的一个关键。
但这位大家殷切期盼的陈瑞仁是谁？
他就是那位正在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的高等检察署查黑中心的检察官，也就是破天荒当着国家元首的面说：「总统先生，您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和贪污罪，您要不要在询问时请辩护律师在场？」竖立了台湾司法里程碑的检察官。
在卷入这场风暴之前，陈瑞仁检察官的名字也出现在「股市秃鹰案」 （在股市秃案里他勇敢地起诉了他的学长、金检局局长李进诚）；再更早几年，他的名字和照片曾经与「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连在一起（那是一九九三年，他扮演的是一位与国防部以及军方各种高官频频冲撞、却一无所获的年轻检察官）；在那之前，他还是拒绝升任主任检察官的改革派司法人员…。
再更早呢？再更早我就要回想到我所认识的朋友：少年陈瑞仁。
这里的少年指的大约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相同的少年。陈瑞仁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台北的大学求学（那所大学如今却成了「贪腐集团」的摇篮），我们还曾经一度赁屋同居，相濡以沫好一阵子。至少他是我心目中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陈瑞仁，还不是检察官陈瑞仁，也还不是需要别人尊敬的任何人物，他只是我的朋友陈瑞仁，那种像歌里的「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天真无邪的朋友。
也许年轻时期我能看到的不同，当我看到记者笔下的陈瑞仁「查案的态度就跟他的外表一样严肃不苟言笑」，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我认识的陈瑞仁，从来不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直是全班同学中最爱耍宝搞笑、人缘也极佳的活泼大男孩。记得高中一年级第一天上课，刚从女校转入我们男校任教的英文女老师，穿着一袭超短迷你裙旋风般进了教室，我们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全都骚动了。英文老师在课中要同学试造一个句子，陈瑞仁站起来大胆地佯装造句说：「Do you like me?」女老师很有默契地不评论句子的对错，直接回答说：「No, absolutely not.」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们的青春世代所能拥有的最大娱乐了。
即使是离开学校很多年，我们在同学会再次见面，他当众叙述我写的文章内容中可能涉及的犯罪，引述法条扬言要收押禁见，幽默开玩笑的功力不减当年，他当然不是刻板严肃的人。
但是有没有可能陈瑞仁检察官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看不见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肃？
我想起瑞典夫妻档推理小说家荷瓦儿与法勒（Maj Sjwall and Per Wahloo）两人笔下的主人翁：斯德哥尔摩市刑事警探马丁．贝克（Martin Beck）。因为长年办案，生活不正常，又看尽社会的黑暗阴郁，使他变成一个胃部隐隐作痛，沉默、忧郁而带着哀伤的人。我可怜的老同学，有没有可能因为屡办大案，看了太多权谋与罪恶，变得不再开朗欢乐？
或者像科学作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达尔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 1977）一书里所写的达尔文，因为看见自己的演化论发现将带给人类和宗教的冲击，心底有不可承受之重，从此一改年轻时的活泼轻浮，后来变得严谨肃穆，不易亲近。我的同学陈瑞仁，难道也是看见什么难以承受的真相，才变得不苟言笑吗？
我宁可相信我的同学还是如往常一样，每天会妙语如珠并开怀大笑，「严肃不苟言笑」只是记者远距观察的一场美丽误会。但是当我想到全国红绿两边的激情对抗，竟然一厢情愿仰赖他的办案结论，不禁也替他感到沉重。
首先，国务机要费这个案子是不好办的。美国推理小说名家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早有名言，案子不好破，不是因为犯罪太精巧，而是利益纠葛太深，办案过程有无数拦阻你的障碍。想想看尹清枫案吧，案子最惊人之处是办案过程所碰见的各种毫无遮拦的阻挡，军购的利益太大，涉案的人层级太高，小小的检察官在权力蜘蛛网中匍匐前进，其艰难可知。陈瑞仁没有能够破尹清枫这个案子，我们都知道是非战之罪。国家元首涉案怎么会容易侦办？总统或其家人如果真有罪行，可以想见国家机器反扑、阻拦办案的力量（威胁或者利诱）会有多大。一旦办出有罪结论，还可能被政治抹黑抹红抹蓝，指控他是政治阴谋的工具。
但反过来说，办出没有犯罪证据的结论能息众人之怒吗？倒扁阵营会相信司法独立，而不会指控这是政治压力导致的结论吗？
严肃办案的检察官陈瑞仁，我已经看到他有为有守、不卑不亢的风格，做为他的朋友，我是替他感到骄傲的。但可以预见的典型台湾悲剧，我的朋友陈瑞仁是已经进入「英雄屠宰场」了，他最终的答案是此是彼，都将触怒一半的国人，难以翻身。他的确应如他自己所说：「要有回家种田的打算了。」但陈瑞仁的父亲是中学老师，已经早不种地，他竹山老家是否还有田地我是不知道的，可见这田地只能是「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田，不可能是可供务农的田了。
高中的时候我们读义大利建国三杰的故事，看到伽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在建国之后不受封录，带着一袋豆子飘然引去，两人大受感动，相约将来若有所立，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来历，我们来时一无所有，走的时候也不必带有云彩。我们当中若有人忘了，我们就寄豆子给他。
陈瑞仁，你做得很好，我没有要寄豆子给你，但如果你想提早拿到豆子，请告诉我。

第二部 绿光往事 笋滚笋的滋味
距离大学联考放榜的时间愈近，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愈大，连夏日盛暑的空气中都瀰漫一股烧焦般的紧张气味。虽然联考成绩单我们已经收到，考好考坏自己早有结论，但会被分发到什么学校、科系，却还没有丁点消息，那种等待命运揭晓前的苦闷煎熬，着实令人难受。我们几个高中毕业生同学相邀到山区走一走，避开那个放榜时一翻两瞪眼的骤死场面，一声号召竟有十一个好朋友应约前来，一起出发到山里头去，可见大家都憋坏了。
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台湾中部有名的森林名胜：溪头。选择溪头做为出游地的原因，一方面是向往它美丽林景的自然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学当中就有志明家住溪头附近，可以地陪导游兼食宿接待，这对我们这些阮囊羞涩的穷学生来说还蛮重要的；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我们都想去走一走当时很热门的学生冒险路线，名气响亮的「溪阿纵走」。
所谓的「溪阿纵走」，指的是一条从溪头走到阿里山的登山路线，在那个交通不易的时代，这条通俗路线还算有一点难度，特别是从溪头到溪底、以及来到林班登山口的交通。当时没有车可以到达，最常见的交通手段是拜托伐木工人用卡车载你走无铺装的林业道路到登山口，通常清晨四、五点就得摸黑出发，所以前一天必须先住在溪头附近。入山之后，依你脚程的快慢，一般还必须再在山区里走上十二、三个小时，一路上穿越的是人工林和原始林，行经树草茂密的走道和山脉绫线，再走过一段载运木材的林道铁轨，才能抵达阿里山，而你也已经从南投县走到了嘉义县境内。到了阿里山，通常时间也已近黄昏，你可能必须再投宿一夜，第二天看完阿里山闻名的云海和日出，再乘阿里山铁道火车下山。
到了溪头，志明就来车站迎接我们，预备带我们四处去逛逛；而班长阿仁本来也来自竹山，对溪头也很熟。两个人带着我们去吃了一个所费无几却滋味美好的大餐，最后还是志明付的钱请的客。乡下餐厅没什么奇怪花样，大部分的菜都是老实而熟悉的农家菜色，不外乎是豆干炒肉丝、炒高丽菜、菜餔煎蛋之类的，但有一道看似清澈平淡的汤，滋味鲜美无比，则是我们在其他村子里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阿仁说那叫做「笋滚笋」，是溪头特有的菜色。原来溪头人把曝晒腌渍的笋干拿来和当日新掘的鲜笋同煮为汤，借笋干的咸衬托鲜笋的甜，本来是穷人无肉煮笋的替代，不料竟成为一种滋味无穷的乡土菜肴。
竹笋本来就是甘鲜甜美的自然野味，在乡下地方唾手可得，但料理竹笋时，煮、炒、焖、卤，或做汤，都需要一点猪肉增添它的鲜味，母亲煮笋的时候总爱说一句「四脚行过就好食」，大概一方面是赞美猪肉（四脚）在料理提味时的神奇作用，一方面却又感叹穷人家肉食的得之不易。
一群高中生对溪头的「笋滚笋」惊为美味，加上正是发育好动的年纪，胃口本来就大，同行的太三就是班上食量最大的同学，平日上学就得带两个便当，我们其他人也都是常感飢饿的饿鬼。我们一口气吃掉了几锅饭，把所有的菜肴也一扫而空，连最后一滴汤汁也用来拌饭，通通不放过。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在游人如织的溪头，而在更深入、当时还未有铺装道路可达的「溪底」（溪底现在已经新辟为「杉林溪底」的游园区）。吃过饭后，我们一行人步行从山径抵溪底，借宿在一间已经无人居住的工寮。工寮本来也是伐木工人工作居住之处，但后来林班移动，工人也随着移居，不再住在这个废弃的工寮了；在地的志明有地缘之便，借来了工寮栖身，连带也让我们使用寮中的厨具和棉被。
溪底还是完全无人迹的自然原始之地，木造铁皮的工寮紧邻一潭碧绿湖水，景色优美，我们大声呼叫，空谷响起回音，也只是惊起一些飞鸟，无损于树林中无边的沉静。同学中的启泰是天赋异禀的男高音，每个周日在教会唱诗班里都是扮演吃重的角色，此刻在森林中高唱圣歌，森林像是个巨大的共鸣箱，把他的声音烘托得清亮高亢，音色饱满，好像美声歌王吉利（Beniamino Gigli, 1890-1957）一般，只是有几只乌鸦在树梢顶上呱呱呱热心地唱和着，让我们忍不住发笑。那时候，一片的山岚雾气随风轻轻飘下湖面，突然间雾失楼台与美景，我们就被笼罩在白茫茫之间，连彼此都看不见彼此了。
我们在水潭边生火煮速食面，跳到潭水里打水仗，在石头上聊天嬉戏。夜里头气温下降，刺骨的冷风从工寮缝隙吹进屋内，工寮里的透着湿气的棉被显然是不管用，我们一面瑟缩着取暖，一面笑闹着开彼此的玩笑。但放榜的日子就在第二天，此刻我们在一个远离文明、消息全无的地方，大家也尽量不想去提及这件事，但我们心头上还是有沉沉的压力挥之不去。
第二天，我们四点半摸黑冒冷起来，直接步行走到登山口，开始我们的「溪阿纵走」。开始时走的是卡车能通行的泥土大路，很快地就走进仅能通人的密林山径，杂草有时比人还高，走在前面领头的人就颇有披荆斩棘的感觉。不过天很快就亮了，每到转弯处常有眺望的山景，一路行走说笑，偶而驻足看景，流汗中有山风吹拂，倒也觉得心旷神怡。但大家年纪轻，自恃脚程，贪图速度，对美景不多流连，犹如将军赶路一般。
我们找到一个视野开阔的空旷高处，停下来吃午饭。午饭是前一天在溪头餐厅里订来的餐盒，很基本的台式便当，有大块炸排骨和半个卤蛋，加上一点咸菜和萝卜干；但在群山轻风之间，与朋友笑谈之中，冷却的餐盒也吃得津津有味。过午之后我们逐渐靠近阿里山，地势转为上坡路，开始有了体力的考验；阿孝和启泰前一段路过度亢奋，现在就有一点气喘不过来的模样。走到林道铁路的时候，几位同学已经累得笑不出来，幸亏痛苦撞墙的时间很短，那是最后一段路了，好像转了弯，不觉阿里山已在眼前。
当晚我们投宿在阿里山一家旅馆里，大家睡在一个榻榻米通铺，本来说好都不去听放榜的广播，免得影响我们高中时期最后一起共同出游的心情。夜里头我因为白天的体力消耗而沉沉睡去，睡到一半却听见收音机广播的声音，显然有人是沉不住气了。班长阿仁先是抗议了一下，但是很快地也沉默下听，毕竟大家对这件「终身大事」是没办法完全潇洒的。
广播中报出一个一个名字，很快地我听到自己的名字，虽然在广播中也显得不真实。没多久，又听见连顺的名字，他考得是比大家预期出色；然后听到阿仁的名字，虽然是不错的排名，但以他的实力是考坏了；然后又听到太三、启泰和几位同学的放榜唱名，他们都考坏了。名字一个一个唱过去，报到全部结束，志明和另外两位朋友是完全没听到名字，他们是落榜了。
第二天起来，大家心情变得复杂了，本来是每天在一起的好朋友，如今要各奔前程，而且考试的结果有点把我们分裂为不同等级的人了。我们有点不知如何恭贺对方或安慰彼此，大家开了一点言不及义的玩笑，就坐火车下山了。一路上大家各怀心事，也意识到将来再要这样出游，大概是不容易了吧？
果然我们一别三十多年，其中几位朋友是不曾再相见了。后来我进大学、入社会，再也得不到这样忠诚无邪的朋友，我常常在梦中想到他们，以及那一场森林中的旅行。三十年后，我重游溪头，在餐厅中问起「笋滚笋」，老板说没听过这是什么菜，唉，一切都消逝了，我突然没来由憎恶起这增添了许多水泥建筑的溪头。

第二部 绿光往事 难忘的书店
有着卷曲栗色头发的白人男性店员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二十多本书的缝隙，他眼球滚动打量了我一下，沉吟半晌，喉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脑筋可能正像硬碟一样迅速转动搜寻，突然间，彷彿追赶进度似的，他跳过打招呼寒暄客套，没头没脑地开口了：「你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这真是太神奇了，杰克，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上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买书的时候，就是由这位斯文白净的年轻男店员为我结的帐，也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收到他们书店的每月书讯，并亲自为我办了登记手续，我还一度担心他们不肯寄海外呢。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劈头就问我，是否按时都有收到书讯的缘故。问题是，那个「上一次」，是六年前的事！
什么样的一家书店，能让它的店员六年后还记得偶然交会、立刻就彗星一样消逝在夜空的一名远方顾客？
当然我自己大概也太抢眼了，长发披肩，东方面孔，戴着可笑的贝雷帽，还因为寒冬披披挂挂穿了大衣围巾之类。那时候挑的书太多了，我狼狈地抱着书顶到下巴，艰难地把两大落书满满堆在他面前，他笑了起来，我扑扑身上灰尘，对他眨眨眼说：「我可能还要挑一些。」
「慢慢来（Take your time）。」他吹了个口哨，好心情地说。
我又抓了不甘心遗漏的两本精装旧书，回到柜台结帐，当他振笔疾书，埋头记录那些书单时，我又插话说：「我需要一些帮忙，你们能帮我把这些书寄到台湾吗？」
彷彿是理所当然，也彷彿是专业训练的机器人，他也不问台湾是什么或在哪里，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收实际的邮费再加五?五元的手续费，我必须先拿到里面去秤一下重量。」
「费厄泼赖（fair play）。」我用了标准的推理小说迷的用语，当然，费厄泼赖是五四时代胡适们的翻译。
没有错，我所在的地方，正是纽约市西五十六街一百二十八号、推理小说读者心目中的圣地之一：「神祕书店」（The Mysterious Bookshop）。
这家书店由知名的推理小说理论家、评论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人兼编辑人的奥图．潘哲乐（Otto Penzler, 1942-）所创办并经营，是美国历史最老、声誉最隆的推理小说专门书店，我几次去到书店都遇见潘哲乐本人，声如洪钟地君临天下，指挥店员团团转，他招牌式的矮胖身材和灰白头发很难错认，事实上，他本人仍然住在同一个住址。
建筑本身是一栋正面狭窄的砖造老房子（招牌隐而不显，走在外面不小心就错过了），墙外有生铁铸造的斜挂消防梯，层层叠叠蜿蜒上行（就像电影《西城故事》里的那种）。屋内一楼是新旧并陈的平装书区，二楼主要是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精装旧书，书店中央则有一座通往二楼的黑色铁铸旋转楼梯，既醒目又超现实。推理小说迷当然知道这座楼梯除了怀旧美感之外，还是推理小说的精神标志，指涉的正是美国推理小说开山女祖宗玛丽．兰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 1876-1958）的经典名作，书名就是《旋转楼梯》（The Circular Staircase, 1908）。
为了寻找某些绝版推理小说，我多次来到这家书店，它的新书搜罗齐备，很多冷僻的小出版社的书都找得到。旧书则整理得干净整洁，选书高明，版本则大多书况良好，价钱也比其他旧书店里贵出许多。但店员知识丰富，几乎都是推理行家，顾客有问必答。在它每月发行的书讯里，每一位店员都有自己的推荐，也都能写一小段评论文字，读久了你就彷彿和某位丹（Dan）或莎莉（Sally）好像也是老朋友似的。
大概顾客里的东方面孔不多，每次我去也都会受到一点关心的寒暄，大部分是客套地问：「你从日本来吗？」（他们显然也不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医师就说，你从阿富汗来？把华生吓了一大跳。）
我大致上也只淡淡回答：「不，我来自台湾。」也没多透露自己的来历。但这一次我铁了心要大搬家，把许多想读想搜的书，一次都抱过来买单，这位店员就注意到这位出手大方的奇怪大户了，结完帐后他问，有兴趣每月收到他们的免费书讯吗？我说我每次来都随手拿了当月的书讯，但我猜想你们是不能免邮资寄海外的吧？
「我们可以寄的。」栗色头发的店员露出诚恳的表情：「给我你的资料，我帮你登录。」
离开书店，回到远方的国门，我并没有期待什么。书店店员果然信守诺言，每个月准时寄来薄薄几十页的黑白书讯，精彩的内容常让我沉迷其中，它的讯息也让我与推理小说的封闭世界有着持续的连系，而店员们的名字每期出现，的确也带来一种熟稔的错觉。但世事倥偬，我的工作有了变化，纽约不再是工作的动线，而买书也大多改在网路上解决了。这一次来到「神祕书店」之后，我竟然整整六年未再涉足纽约。
后来心血来潮，我重游魂牵梦系的高谭旧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想念，就是这家藏身都会一角、有着旋转楼梯的昏暗书店。我进了书店，听到店员和若干客人叫着小名，热络打招呼，他们彷彿彼此都相识，都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只有我是一位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但这也不会让我不自在，独自海外旅行，我早已习惯做为一个「外人」。
在书架东翻西找，阔别多年，书店收藏的内容还是令人心动，我忍不住又挑了一些书，想到已经过重的行李，手上节制了些，最后我抱了二十几本书，顶着下巴，慢慢走向柜台。柜台后坐着六年前同一位白种男性店员，卷曲的栗色头发，圆框的厚片眼镜，下巴蓄着一小撮胡子，唇上却剃得光鲜，他脸上好像没什么时间走过的痕迹，六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我把书落成两落放在他面前，他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书本缝隙，他瞇着眼一度显得徬徨，彷彿失落什么或搜寻什么，最后他想起来，他省略所有的寒暄招呼，也不能叫出我的名字，只能郑重地说：「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你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书店。
小镇上有两家书店，以人口规模来说算是多的，隔壁村子就连一家书店都没有呢。两家书店陈设布置十分相似，都是长长深进的店面。书架占去右边一面墙，另一边和中央则摆了货架和玻璃橱窗，卖的是一些文具和日用品。左前方有一个木制的结帐柜台，店面底部是薄木板隔间，老板一家人就住在隔间后面，吃饭时候你会听到木板后面传来碗盘轻碰的声音。木板隔间的墙壁上则挂着明星月历，三月份的葛兰正明眸皓齿地对着你微笑。
书架上的书本也大致相似，从第二棚架开始都是初中、高中的参考书，数学、英文最多，摆在最前面，然后是理化、生物，最后是一点国文参考书。再往下，你看到一整柜高考、普考、特考的考试用书，然后还有半小柜放着黄历、算命、六法全书和字典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只有第一架，最吸引我的目光，因为那是仅有的小说、世界文学名着，和其他文艺书籍。
大部分看起来美丽醒目的书籍都是皇冠出版的，红色的书背有着一个白色皇冠的标志。其他的书还有出自文坛、拾穗之类的出版社。
那是六十年代的台湾乡村，生活简单美好，不用大脑。到了午后，太阳炙晒整个镇上的街道，连柏油路都冒烟了，小贩躲在树下午睡，根本不理会盘旋在他的腌芭乐上的苍蝇。总有几个家庭在听歌仔戏的广播，哭腔的六字戏文像苍蝇一样盘旋在头顶上，挥之不去。
我绕着镇上走着，一切都太平常太无聊了，一个成长中有无数渴望的青少年，小镇对他真的是太小了，他多么想知道一点外面世界的事。然后走着走着，我又来到其中一家叫三省堂的书店，看着第一架花枝招展，和考试全然无关的书，咽着口水，想像它们的内容。
每个标题都充满着诱惑：《狂风沙》一套三册，司马中原着（连作者名字都不可思议地异国情调）；《铁浆》，朱亚甯着；《几度夕阳红》，琼瑶着......。你不能从书名拼凑出整个故事来，你甚至不能想像它的故事是什么时代、那种类型。
书名、作者名愈神祕难解，就对我更充满吸引力。
但那也是匮乏的年代，我们上学、吃饭都成问题，看闲书更是不可企及的奢侈。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些读物，我可以翻出大哥藏在柜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各种章回小说，但我和弟弟都看过好几遍了，熟到彼此可以用小说对白说话了。弟弟说：「买枝冰棒如何？口中都淡出鸟来。」
「好啊！」我不热中地应着。
「但洒家缺少盘缠。」
「喔，那咱们去劫个生辰纲来。」
兄弟两人带着几粒弹珠走出去，一个傍晚的厮杀，我把隔壁小孩的弹珠全赢了来，再用四毛钱卖还给他。冰棒一枝两毛，两支三毛，我们还有一毛钱剩余。
到台中去读书的姊姊则是另一个文化输入来源，大姊突然带回来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厚厚一巨册，上下两栏，密密麻麻小字。我看的第一个故事是〈赤发盟〉（The Adventure of Red-Headed League），看到红发老板抄书的哑剧，觉得诡异莫名，再读到福尔摩斯潜入地下，前方暗处有人影晃动，只觉血脉贲张，对侦探小说一下子就入迷了，四十年不能自拔。
二姊通勤台中更久，又是出了名的好学生，三省堂书店找上她。原来小镇上的书店地处偏远，规模也太小，像皇冠那样的大出版社是不可能把书送到乡下的，它只送到台中的「中央书局」，小镇上的书店得自己跑到台中去取回来。来回一趟即使是摩托车也颇耗费油钱和精神，书店老板找上通学的好学生，拜托她下了课去大书店取回来。有什么酬劳？那带回来的书可以留在家中一晚，第二天清晨才拿到书店。
那是不得了的奢华了，过屠门而大嚼；二姊一本本书带回来，晚上我霸着书本不放，不肯熄灯，躲在榻榻米的一角读着，直到读完或不支睡去。
有一天带回来的是三大册的《微曦》，冯冯的作品，恐怕是五十万字的大河之作。我像秃鹰一样攫住书，抱着不肯放。那是一个苦儿奋斗记的故事，所有的不幸都恰巧发生在他身上，他一无所有，仍然在各种困难中争取一切的学习。我看着他如何饿着肚子，自己也觉得跟着饿了起来。已经是晚上过十二点了，兄姊都睡着了，但我才看完上册。
凄惨的故事持续进行着，页数还那么多，主角不可能死去，我继续努力读着，想知道主人翁究竟怎么样了，他会找到工作度过困难吗？他想成为作家的愿望会实现吗？他住的那个破房子终究能得到修补而不再漏水吗？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我开始着急起来，我知道天快亮了，天亮了魔术就要消失了，书本就要离开我了。书本回到书店的书架上，就和司马中原的《狂风沙》一样，对我是可望不可及了。
主角把房子修好了，工作也顺利了，正当故事转向顺境的时候，一场突其而来的八七水灾，把他的心血全淹了，房子又毁了，他的稿子也泡汤了。一个晚上未睡的我，不知是眼睛疲累，还是心感同戚，眼泪一下子泛滥了出来。
天已经微亮，隔壁房的姊姊已经起身，她乒乒乓乓地准备着，很快她就要带着书本出门了。我还有下册的半本要看，主角也还有整个房子和写作生涯要重建，我流着泪，眼睛痠涩难耐，快速翻着书本，故事也快速进行，主角意志坚定地和环境奋斗，他当然重建了房子，帮助了弟妹，他的名山大作也完成了，出版社传来接受稿件的佳音，他抬头远望，天空透出一点亮光，点出书名：《微曦》。
微曦之中，二姊气鼓鼓地从我手中把书抢去：「我来不及了啦！」
那是我怀念的一家伴我度过青春岁月的书店，但它从来不知道有我这样不付钱的读者存在。
火车要到半夜十二点才出发，但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在此之前我们真的无处可去，只好来到同学黄某租屋的住处，小房间里摆有一张上下铺的双层床，加上两张书桌，椅子上挂着制服外套，桌上散乱地推满参考书籍，显得侷促拥挤不堪，却也透露出住宿者的身分是学生无疑。
无地容身的小房间里也是无事可做，我坐在桌前翻看黄的室友的书本，张则打起桌上那罐奶粉的主意。那还是飢饿的年代，还在发育的我们经常口渴，而且永远飢饿。打篮球的张身材鹤立鸡群，吃喝也异于常人，他拿了一个大玻璃杯，一口气从大奶粉罐里舀了八匙奶粉，泡了超大杯的牛奶，一饮而尽。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我看到黄的室友在校园里四处追杀张，他说喝他的牛奶是小事，但他不能原谅有人一次用掉他八匙奶粉。而多年之后，出了社会的张某，夜宴酬酢之际端起大杯啤酒仰头干杯的场面，总让我没来由又想起那个喝牛奶的夜晚。
这些只是插曲，我们有更重要的行动。很快的我们又回到台中火车站，已近半夜的车站仍然人声鼎沸，只是气氛诡异，好像换了一批演员。白天面貌平凡、衣着保守的旅客少了，登场的是另一种族类，穿着花衬衫白裤子白皮鞋的三七仔忙进忙出，浓妆艷抹的女人神情落寞地坐在角落抽菸，另有皮肤黝黑、轮廓幽深的乘客带着大包小包，彷若正在搬家一样…。但我们心情不受影响，兴奋中带了一点刺激感和罪恶感，我们三个守口如瓶的高中生，正要逃家出走，预备前往我们从未曾去过的台南。
我们是一群高中校刊的编辑，才十七、八岁，我指的当然是很久的，呃，三十三年前，世界离我们很远，台湾还很安静无知的时候。这三位高中生刚刚编完校刊，靠着写了大量的稿子领到一笔小财富，正想拿这些稿费来做点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我提议说：「我们去台南吧。」
为什么是台南？
那是为了一家传说中的书店的缘故。
那是七十年代初启的时候，台湾的书店景观里还没有金石堂、诚品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我居住成长的乡下，不用说，书店只有两家，卖的书更是少得可怜。等我来到邻近的大城台中读书，书店的数量和书店里的书种已经让我大开眼界。
有的书店以书价低廉出名，我常爱去的一家书种齐全又常常打折的书店，名叫「汗牛书店」，虽然多半时候我也还是买不起这些打折的图书，但站在这样的书店看书，总觉得离拥有某些书的梦想近一点。
有的书店则以陈列特殊来源的书种让我流连忘返，像是一家在二楼陈列有大量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刻版图书的「中央书局」，可能是中部地区最好的书店，我在这里沉迷于当时还生机勃勃的《人人文库》，书种的选题既多且广，有许多怪异的主题与内容。书价不但便宜，还有一种称为基本定价的特殊定价方法（譬如基本定价一元，书店如果乘以十八倍就卖十八元，书价上涨时无需重新标价，只要把基价倍数改为二十倍即可），《人人文库》还有单号、双号、特号之类的定价方法，只看号数即知价格，现在回想起来，充满怀旧的趣味。
但位于台南的「南一书局」才是爱书人传说中台湾最好的书店，书种壮观多元，令人如入宝山。很多年后，我已经成为图书出版行业里的一员，很多我的老前辈还念念不忘这家昔日台湾最好的书店。他们说，只要有任何个人或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南一书局」就会来信至少请购一本，因为他们希望书店里拥有台湾所有的书，而不只是贩卖固定往来出版社的图书。他们又说，他们到全省各地书店去收帐，常常痛苦不堪，书店主人似乎有着数不清的赖帐或延帐的花样（会计小姐怀孕无法对帐、老板车祸住院暂时无法清帐之类的），只有到了「南一书局」，帐目已经清理了，帐款永远已经为你准备妥当，诚实而礼貌为你奉上，如果你无法亲自前往，他们还主动为你寄来，让担任业务的工作者感动莫名。
半夜的平快车摇摇晃晃出发了，漆漆恰恰的火车穿过山区往嘉南平原驶去，暗蓝色的清澈星空掩覆着大片沉睡的农田和人家，车内灯光昏暗，大部分的旅客满脸倦容披着外衣入睡，电线杆一根根快速地倒退，我的两位朋友也入睡了，只有第一次逃家出门的我无法成眠，看着远方一丛丛竹子和一庄庄农舍的黑影发呆。
我们大约是在早晨六点钟到了台南，天色已经开始亮了，荒凉的街上也开始有些人踪，但书店要到九点钟才开门，我们只好呆坐在车站门口等候。虽然折腾一夜，也感到飢饿，路旁的豆浆店传来的香气让我们咽着口水，但我们紧握着手上仅有的财富，舍不得用在别途，这些钱是要用来在「南一书局」买书的，而宝山已在眼前。
好不容易等到九点钟书店开门，书店店面很深，书架既高且重，数量惊人的各类书种像图书馆一样层层相叠，并且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大早来看书找书的顾客已经陆续流入，而男女店员都穿着整洁的制服，在那个「前诚品时代」是前所未见的景观了。我很快埋进了书堆大海，完全没感觉到同伴的存在，他们大概也都在寻找他们心仪向往的书种吧？书店里的确有许多其他书店看不到的书，特别是那些有着冷僻但迷人的题目的、翻译自不明外文的、或者是像彩印画册类的高价精美图书，都让一位来自贫乏之地的渴求者感到眼界大开。
我像是一只误闯入了物资丰美的花果山的猴子，在书店里钻来钻去，每本书都被我拿下来摩梭一番，闻闻纸张的香气，读读它的目录，试试它的触感，无限柔情地想像拥有它的感觉。但我渴望拥有的书太多了，即使此刻相对富有的我，也只有能力买得起其中很小的部分。时间流逝，不知何时我的同伴已经回来我的身旁，从他们手上的提袋我知道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购书之旅，就剩下我了。
这一刻我正站在艺术类图书书架的面前，我只好伸手取下了陈敦化写的《平面设计》，一本关于包浩斯（Bauhaus）运动的书，一本讲现代艺术史的翻译书，可能还有另一本艺术理论的书，我已经不能清楚记忆了。莫名所以的，结帐之前我冲动地又回到宗教哲学类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献身与领导》的书，这个动作和这本小书后来影响我很深，生命轨道从此转弯了，但那个故事说来话长，这里不能说了。而那本书的译者单国玺，后来在一九九八年成为天主教会的枢机主教，在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今年三月晋升枢机之前，单国玺是全世界唯一的华人枢机主教。
书本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朝圣之旅是该结束了。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念大学的姊姊就在台南，与书店可能只是咫尺之遥，她曾是我爱好文学亲近艺术的启蒙者，我们似乎可以去投靠她，延长我们冒险出走的旅行，或许还有其他有趣的事会发生。但我究竟该如何向她解释逃家不告而别这件事？
我曾经有一位诗人上司，年少时是追随蒋介石国民政府流亡台湾的小兵。热爱文学的小兵来自河南乡下，不曾见过世界，也不曾想像海洋。渡海来台时只听说台湾是个小岛，在基隆港下船上了岸，在杂沓的逃难人群中，他还特意踮起脚尖远眺，想看看小岛的另一边在那里。
他自嘲地对也还很年轻的我说这个土包子放洋记的故事，一方面是想对照衬托他后来行遍世界的生涯奇遇，一方面也许是想勉励我这个小徒弟：「嘿，看哪，即使昔日土包子如我，后来都能行走天涯，扬文名于世界，你们这些有幸读了很多书的后生晚辈，更不该妄自菲薄…。」
他的故事我是明白的。尽管台湾是一个岛，四面环着海，从地图上看，正中央连绵不尽的广大山脉也只距离大海两公分，彷彿伸手就可触及。但真实的台湾并不小，如今这个小岛不仅摩肩擦踵地蛰居着两千三百万人，还拥有登山者心向往之的一百座超过三千公尺高山（号称「台湾百岳」，但百岳的选择以山形奇险峻秀为主，真正超过三千公尺的山峰只有九十九座）。
我自己就成长在完全接触不到海洋的山城县份，身旁包围的是稻田、菜圃、果园、和养鸭的池塘，抬起头则看见山岚飘忽、水墨晕染的青色远山。少年的我梦想要瞻望世界，也曾经踮脚尖伸长脖子无数次，不但看不到海洋，连我的视线想要越过国小操场，窥见同学王小美家的后院，也还看不到呢。
青少年的初中时期，学校开始上英文课，我似乎觉得这蟹行横书、音调奇特的新语言，隐藏着开启远方神祕之门的允诺，可以让我真正跕高脚尖，探望我屡屡想见的海洋，以及从它延伸出去的彩色大世界，我很想多看一点写有英语文字的书类，但在封闭时代的穷乡僻壤，到那里寻找货真价实的洋文书呢？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先是找出一些附近教会拿回来的英文耶诞卡片。西方人把用过不要的耶诞卡片捐出来，传教士把它们带到远方，当做小礼物送给僻地的小孩子，诱引他们对教堂发生兴趣。我手上有好多张我很宝贝珍惜的彩印镶金的西方耶诞卡，它们都有令人喜爱的美丽图案，有的画着红衣的耶诞老人和他的麋鹿雪橇；有的画着婴儿耶稣诞生在马槽里，旁边还跪拜着来祝福并献礼的东方三博士；还有的画的是平静的西式房舍，沈睡在一片洁白祥和的雪景里…。
这些图案当然给了我对西方世界的许多想像，特别是那种睡在雪景里的洋房，如果美国人真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他们一定是住在天堂。但这些卡片里的英文太少了，写来写去都是一些Merry Christmas, Seasonal Greetings, Best Wishes，其他就没有了。因为这些都是用过的旧卡片，有时候也有未裁剪的书写文字，上款可能用钢笔写的是Dear Mom或Mr. and Mrs. Brown之类的字样，好像也没有更多神祕知识的线索。
我又从家中的柜子里翻出一本英文版的汤玛士．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这一本精装英文版巨作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的柜子里（显然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人能读它，更无从拥有它），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是某一位父亲的客人留下来的。父亲交往许多不平凡的友人，有的人会从远方来看他，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神奇的礼物，也有的朋友会住下来几天，有时候会留下一些忘了的随身之物。
卡片上的文字对我来说不够用，但这本书对初中一年级的我又太难了。我真正能假想自己对英文所做的努力，还是在家中大声朗诵英语课本的课文："Sitting on a bench in the Park..."，我英文老师的日本腔发音显然影响了我，在台中读书的姊姊立刻用啧啧声，对我的怪腔怪调发出不能苟同的斥责。
有一次，也是从教会里的同学那里，拿到一本由澳洲一个教会组织发行的传教刊物叫《信仰》（Faith），薄薄三、四十页，内容大致上都是阐述圣经教义，或者是某些基督徒生命体悟的故事，英文平易浅显，又有彩色插图，我一面查字典觉得可以看懂，花了好几天把它看完，心里感到很兴奋。读到书末的版权页，我又看到一个天大的福音，它说这杂志免费赠送给想阅读的人，你只要写信来我们就送你一份。
真有这样的好事？我鼓足了勇气，到邮局买了一张海外空邮邮简，生平第一次写了一封幼稚可笑的英文信，从Dear Sirs开始，到最后的Sincerely yours，写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怕被兄姐识破。索取寄出之后，我耐心一天一天算着日子，最后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终于收到寄来的杂志。我闻着那来自远方新鲜油墨的香气，小心翼翼地翻读着每一页，故事或图片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个英文句子，叮叮当当响着另一种声响，散发一种异国气息，我彷彿穿透了山城周围禁锢着我的群山，踮脚望见了遥远的海洋。
那本杂志一寄五、六年，等我长大来到台北读书，英文书不再困难了，不说大学里的图书馆有着汪洋一样的众多英文图书，任你摩梭采撷，学校附近还有翻印英文教科书的书店，台北外国人出没的中山北路则有一整条街翻印英文畅销书的盗版书店，只要少吃一顿饭存一点钱，你是可以找到许多英文书了。
可是看见的书愈多，却带来愈多不满足。一本书引领你知道更多书，我不可避免会在一本书里读到许多另一本书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提到它，或者在作者介绍里知道了作者曾经写过别本书；或者一本平装书的背后，列了同系列出版的许多书种；这些愈来愈多的讯息，让我知道，我找不到的书是比以前多太多了。以前我是没有书可读，如今我却知道还有那本书我不曾遇见，有了明确的对象，那种相思是更严重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困难是台湾本身的封闭了，也许只有离开海岛，才是窥见世界更好的办法。我的第一个国外英文书店是香港的「辰冲书店」，香港的英文书进口比台湾历史悠久，识货的内行人也多，有好的英文书店并不奇怪，我在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店总店找到许多社会科学、文学历史的好书，都是当时台湾不易见的（但这个香港优势现在似乎是逐渐失去了）。
不久之后，我在日本神田书店街上找到另一家英文书店「北泽书店」（Kitazawa Shoten），发现它比香港的「辰冲书店」更符合我的期望。它不仅卖新书，也卖旧书，更有许多后来即使我在英美书店也难得看见的文史理论书，书架编目分类也颇为严谨，书店的工作者显然是书目知识渊博之人，选书精良的高明眼光也令人佩服。我每次在神田狩书，从靖国通一路向西，逛到北泽书店就停住了，再也走不了，就算走出门，手上沉重的收获也让我没办法再逛了。
再后来，我当然就直接走到英语世界的书籍世界之中，在纽约或伦敦的各色书店里徜徉。但在那样的时刻来临时，我不能不感谢像「辰冲书店」和「北泽书店」这种下一个世界的代理者或启蒙者，它们是一个台湾乡村小孩踮起脚尖时，望见的第一片海洋。

第二部 绿光往事 我最喜欢的书店
有朋友问我，这么多年来你跑到世界各地的书店去找书，那你最喜欢的书店是哪一家？
我发现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任性、杂食的买书人通常花心而且博爱，他们可能因为不同的理由同时喜欢许多书店。有的书店因为阳光明亮充足，进门之际就有好心情；有的书店因为藏书丰富，登门如入宝山；有的书店选书冷僻诡异，浏览书架彷若天启；有的书店因为店东迷人，造访书店像是探望老友；有的书店通宵营业，深夜寻芳别有夜店之趣；而有的书店受人喜爱的理由甚至可以和书籍不太相关，譬如你如果来到伦敦诺丁丘（Notting Hill）着名的「厨师书店」（Books for Cooks），你的第一印象不是琳琅满目的美食书籍，而是书店后方传来的阵阵咖啡与面包的香气，这是一个书店里的展示中心，每天有三道菜的美食午餐供应，其他时间也有咖啡与糕饼；这又是名厨新书发表的场地，名厨发表新书，干脆直接动手做给你吃，难道还要多费唇舌来「讲」吗？这众多踏入书店的「理由」，若要我只能光挑一家，心里上总觉得左右为难。
但如果你要我挑一个最喜欢的「买书城市」，我倒是胸有定见，我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买书城市。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某些纽约或东京的爱书拥护者会感到不能同意，特别是那些曾经留学日本、流连过神保町旧书街的东京游子，他们根本无法相信世界上有比东京更好的买书之地（的确，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比神保町更集中、更丰富的「本屋町」？）但是，在我有限见识的偏见里，英文书累积的质与量更胜于日文书（没有对任何其他语言不敬的意思，只是英语世界实在是太可观了），而英国书店独特的素质和气质，以及分工之细腻，在我的经验里，都是举世无双的。
话说在那个还没有网路让你悠游书海的时代，买书的人常常得要天涯海角去寻找一本他心中的书籍，这个时候，一定有某种力量会把他带来伦敦。
二十年前，我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来到伦敦。那时候，我心中有一些渴望搜寻的书籍，我刚刚对「旅行」这个题目感到兴趣，我本来觉得我读的旅行文学是够多的，甚至不自量力想要写一本关于「旅行的形上学」的书，只是意识到也许可以再对旅行史下点功夫，再补充一点论据，因而又展开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没想到，每一本书都指向很多书，每一条线索也都指向另外一条线索，我发现「该读的书」实在太多了。埋头找书，一找就是二十年过去，原来想写的书也完全变成另一个面貌了。
这些值得再找来读的书有很多都是百年前出版的，早已绝版于市面；我偏居台湾孤岛，很多书无缘找到。好在我有一位图书馆姐姐，她当时正在美国读博士，有些书就拜托她通过「馆际交换」的方式帮我借出，再经过「分次影印」，让我有机会一睹庐山真面目。但对爱书人而言，一本影印来的书，终究不如拥有一册老老实实印刷装订的书来得心里踏实；我心中也忍不住怀藏着一份「必得书单」，希望有一天能在某地得见芳踪。
怀着这样一份祕密书单，每到一地，我就到新旧书店去碰碰运气（新书店是希望有时候遇见某些旧书有新版的机会，旧书店就是希望遇见昔日出版流通的某个版本），陆陆续续也搜集到了一些，然后我就来到了伦敦。伦敦最有名的旅行书专门店当然就是「史坦福书店」（Stanford's），我第一站来到史坦福，只见四层楼面满满放着旅游指南和地图，这真是足以激起浪游四方热情的去处，你不断听见寻书者正在询问店员某一个特殊旅行地点的相关资料，而我也听到识见不凡的店员正耐心向顾客解释：「旅游指南的合适与否要看您的旅行方式，如果您是一切自己来的背包客，我诚心建议您采用这本…。」
尽管书店库藏美不胜收，但这不是此刻我想要找的书店，史坦福书店关于旅行文学的收藏仅限于一楼的左厢，而且全部只选新书，对于我这种专找「死人作者」的考古癖并不合用。但我在店中找到一本书叫做《伦敦的书店》（The Bookshops of London: 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Book Lovers in and around the capital，这本书原来是大英图书馆出版的，我原有的书被朋友借走，一去无回，如今我手边的版本是一九九九年的新版，改由Mainstream Publishing出版），书中分门别类对伦敦及近郊各家书店做了详尽的介绍，对企图在伦敦书海中漫游的人非常好用（日本东京也有一本名叫《东京书地图》的书店指南书，对东京大小书店都有解说，更附地图，极为好用，我已经买过至少五个版本了）。
这本书店指南把我带到一家小书店叫「旅行者书店」（Travellers' Bookstore），这家如今已经不再的书店位于西肃庭（Cecil Court），一条迷人的步行小街道，离大书街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不远，两旁满满都是古董店和古书店。我沿着窄小的木造楼梯爬上二楼，进门赫然看见当时绝版多时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 1925）的复刻版就摆在平台最显着之处。
它与众不同的库藏与选书，让我一下子就相信我来到正确的寻书之地。书店除了我并无其他顾客，我很难不和站在柜台后面顶着大蓬头的年轻女经理四目相视（加上眼镜，我们算是八目对望了），我和她打了个招呼。这位穿着有点像三毛、带着流浪气质的看店小姐露出轻松的笑容说：「我让你自己浏览，但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忙，随时告诉我一声。」
我在拥挤的书架中钻进钻出，这果然旅行文学的专门书店，新书旧书并陈，热门冷门兼收，数量与种类都多到令人惊奇。我的确找到书单当中的几本书，还选了若干我本来不知道的一些其他旅行叙述。当我把一叠高高低低的书抱到柜台结帐，女经理吐了一下舌头，轻呼说：「老天爷，你是世界哪个角落来的？」我苦笑说：「一个不容易找到书的地方，难得看到这些书，忍不住都想买，我还想问妳书店卖不卖呢。」
「你如果想要，我就卖给你。开个旅行书店的缺点就是，你从此没时间去旅行了。」她也开起了玩笑。
结了帐，我又说我正在旅行，带书不便，拜托她帮我寄书，她抱着一堆书进到小房间去秤重量，再钻出来告诉我邮资，还加上一句：「我们不收处理手续费。」我向她道谢，又把口袋里的书单拿出来，问她：「妳知道我有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书吗？」
女经理看着书单，说：「哇，这是什么？你要写一部旅行探险史吗？」她开始细数其中的书目：「这本书我见过的，也经手过几本，最近没见到踪影；这一本书当年印得很多，也许你多跑几家有机会遇见；哇，你书单中竟然也有这本，好家伙，这可难找了，大英博物馆旁边有家卖罕本的古书店也许可以问得到，但他们可能会向你开口要两百英镑…。」
我知道我是碰到行家了。我说，不然这样，莎拉，我可以叫妳莎拉吗？我把这份书单留下来给妳，别担心，我还有一份，我也不着急，如果妳们书店收购书的时候，恰巧看见书单上的任何书，任何书，妳都帮我留下来，请妳给我一封信，告诉我价格和运费，我把钱寄来，妳就把书给我，这样可好…？
我提议把我手中想寻找绝版书的那张书单交给旧书店，如果他们在收购旧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书，就写信报价给我，我会尽力去买。
「成交。」名叫莎拉的女经理接过书单，一面笑嘻嘻地说：「我很乐意有你这位顾客。」我也充满丰收心情离开这家位居伦敦僻静之处的「旅行者书店」。
回到台湾不久，书店的莎拉就捎来好消息：「我们最近收到一部二手的查尔斯．道谛（Charles Doughty, 1843-1926）的《古沙国游记》（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1888），一九三七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版本，精装上下两册，总页数超过千页，书前有「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 aka Lawrence of Arabia, 1888-1935）的序言，书况绝佳，而且，好消息，书价只要十英镑，但连同运费我得要收你十五英镑，你意下如何？」
我回传真说：「非常感激，十五英镑简直就像偷到一样。我随信附上汇票一纸，收到后请即寄书给我。又及，书单上其他的书也请费心…。」
书店陆续找到若干我要的书，我也陆续开列了新增的书单，这样一来一往，不知寒暑，转眼竟过了十年。十年间，每次收到书店的来信，都让我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服务热忱感到佩服，找到的书大抵书况良好，而所报的价格更是合理至极，我的经验简直就和写《查令十字路八十四号》（84, Charing Cross Road）的海莲．汉芙（Helene Hanff, 1916-1997）是一样的了。
但在九十年代末的某一天，莎拉给我来信说：「在这样万物价腾的时代，特别是不可忍受的房租，经营这样一家特殊兴趣的旧书店看起来是有点荒谬了，我很遗憾地要告诉您，下个月要我们关门了…。」她又说：「也许未来我们会改用邮购服务或网路书店的方式继续经营，但那目前也只是个也许，我们手头上并无具体的计画…。」
几年后我又来到伦敦，信步再走到西肃庭（Cecil Court），「旅行者书店」已经换了另一个店招，小街道两旁的旧书店也慢慢都变成卖珍本罕本的古董书店，那是收藏者的世界，不再是读书人的地方了。像一切我曾拥有的美好事物一样，这家曾经对我有特殊情谊的书店也是永远失去了。
但回到八十年代，就在我依赖指南书《伦敦的书店》找到「旅行者书店」的同一次旅行，我还按图索骥找上另一家书店，找上它的原因也是指南书把它归到旅行书类书店。这家位于高级住宅区梅尔本上街（Marylebone High Street）的书店，名叫「但特书店」（Daunt Books），书店还加了一个标语说：「为旅行者而设的书店。」（A Bookstore for Travellers）
这是气氛很迷人的一家书店，建筑物本身是爱德华时代建物，古雅细致，格局是深长的直条形，两旁是深棕色木造书架，并有楼梯走上建于两旁的半楼，半楼形成两条走廊，也满布书架，中央屋顶高耸，房间最底端有透光的镶嵌玻璃，乍看来像是缩小版的爱德华时代火车站。
虽自称是「旅行者书店」，但它其实是小说、历史、食谱一应俱全的，书店前端是精选的新书，从文学图书来看，选书品味颇不凡；书店后端和半楼走廊，则是按国家别把文学、非文学、旅行指南、旅行文学和食谱冶于一炉。这倒是我不曾看过的图书分类方法，可是又让我觉得合情入理。书店底端采光最明亮之处，有一方儿童书专区，又有一区旅行文学的二手书。
我在旧书区浏览一遍，发现库藏不如西肃庭的「旅行者书店」；但是在国别区里，那种一次可以窥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文化、与旅行的书籍汇集方法，却让我留连忘返。在这次书店邂逅之前，我才有过一个编书的梦想，想的是非常相似的概念。
八十年代，我还是一位比较年轻、热情、乐观、尚未变得世故的编辑人，脑中有无数的编辑计画相互激荡。常常我在咖啡店坐下来，连端来的热咖啡都尚未沾唇，许多编辑构想就从意识中泉涌而出，这时候我必须拿出笔记本振笔疾书，否则这些构想稍纵即逝，或者被其他新涌出的念头掩盖，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譬如我坐下来，一个念头跑出来，我想：「也许我可以挑选历来谈人类作梦的十本最重要的也最好看的着作编为一辑，当然应该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开始，加上荣格（Carl Jung, 1875-1961），一路曲折来到霍尔（Calvin Hall, 1909-1985），我也许可以叫它《作梦十书》。」作梦十书，或者叫它"Ten Books on Dream"，这可以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但有了这个题目，你就很容易继续联想，如果有《作梦十书》，那我们为什么不来编《战争十书》（Ten Books on War）呢？为什么不可以有《爱情十书》（Ten Books on Love）呢？或者为什么不是《金钱十书》（Ten Books on Money）、《哲学十书》（Ten Books on Philosophy）、《死亡十书》（Ten Books on Death）、《上帝十书》（Ten Books on God）、《国家十书》（Ten Books on Nation）…？名单愈列愈长，最后竟成了一个《十书系列》（Ten Books Series）；有些书单我能立刻开列，有的书单我得就教他人，但那是后续工作了。
又有一次，我坐下来，想到现在市面上的旅游指南只有地理面向，缺少一种「整体性」（holistic）的感受，也许旅行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一种比较丰富复杂的阅读内容，我想：「也许我可以来为每一个旅行地编一个小丛书，譬如编一个《渴慕义大利》丛书…。」《渴慕义大利》（Desiring Italy），这本来是某一本书的名字，被我借来编一个小丛书，我希望在丛书中，有一本代表性的义大利诗集、一本义大利小说、一本历史作品、一本食谱、一本旅游指南，如果还能附上一部电影影碟（当时想的是录影带）、一张音乐CD，这一个义大利远比一本导游来得立体，也让人真心喜爱义大利的文化。这样一个小丛书的概念，你很快也可以把它延伸为《渴慕法兰西》（Desiring France）、《渴慕西班牙》、《渴慕葡萄牙》、《渴慕希腊》、《渴慕墨西哥》、《渴慕印度尼西亚》；你也可以缩小范围到地区，譬如《渴慕峇里岛》、《渴慕果亚》；或者是城市，《渴慕威尼斯》、《渴慕维也纳》等等，这份名单一样没完没了，也成了一种《渴慕系列》。
这些念头，当然没有成真，你并未在市面上看到这些丛书；但也有一些念头后来是被我付诸实现的，譬如各位在书市上看到的《谋杀专门店》、《旅行与探险经典》，或者《十大间谍小说》。我坐在咖啡店里的那些胡思乱想，有的是有现实世界的「杀伤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岂不是说过：「要小心那些白日作梦的人，因为他们真的会去做…。」
但此刻在我面前，「但特书店」的书架，俨然是我心目中活生生的《渴慕系列》，关于义大利的各类图书有一整面墙，佛罗伦斯就占了两层书架，就连威尼斯也有一层半，它不用再费力编辑了，仅仅是把世界原有的书用一种全新的概念排列起来，就完成了这个图像。
那一次，我没有在「但特书店」找到许多我要的书，可是它的形象在我心中盘旋不去。后来每次再访伦敦，我不由自主地，都想到但特书店走走，浸淫在那些国别的书架之前，通过它，让我认识一些冷僻国度的作家与作品，认识它们和我自己国家一样多灾多难的历史，通过食谱让我想像那些也许一辈子也难以尝到的美食与文化，翻一翻那些国家的语言书，想像有一天能够使用那个语言。「世界苦多，人生苦短」，这样的描述此刻如此贴切，你不由得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书店书架安排。
如果我不能一次喜欢很多书店，我愿意说，「但特书店」是我最喜欢的书店。

第二部 绿光往事 有咖啡的生活
那是一个平凡而阴溼昏暗的冬日早上，空气冷冽，行人稀少。在德国曼因斯（Mainz）小镇的教堂旁广场上，太阳突然破云而出，本来暗淡冷清的广场一角剎那间充满了金色的温暖，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也图画一般投影在黄澄澄的广场地上。广场边上的咖啡店里穿着制服和围裙的男侍者好像瞬间有了精神，他轻快地走出来，吹着口哨把本来倒放在桌上的棕色椅子一张张拿下摆好，路边的咖啡座立刻有了一种敞臂邀请的诱人姿势，而座位旁本来瑟缩的盆花也在阳光的轻抚下有了灿烂明亮的色彩和表情。
一位两眼惺忪、缩着脖子、抽着菸、无精打彩走在路上的少妇，穿着长及脚踝的暗红色大衣，拖着一只有轮子的空买菜篮，本来大概是要去买菜的吧？当她看到阳光在广场带来的舞蹈气氛，心情忽然也开朗起来，她立刻在路边咖啡座选了一个洒满阳光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男侍着也带着轻快的脚步和轻佻的言语，为她端上了一杯又黑又浓的咖啡，又在一旁摆上牛奶和糖罐，咖啡杯上冒起裊裊的白烟，而香气也立刻就充满了阳光明媚的广场一角。
在一旁有一位异乡人，无意间看见突然变得生气勃勃的这一切，对阳光所带来的快速而巨大的改变感到惊奇。他来自每天阳光泛滥成灾的亚热带国家，女人们甚至习惯打着洋伞遮蔽太阳，大家也习惯尽量避开与强烈阳光相见，躲到树荫或室内，他从来不知道阳光可以引发那么明显的生之欲望。
看到这里，你们当然已经知道，那位异乡人就是年轻时期的我了。我想也不用在这里详述，我为什么挑这种时候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却又无所事事。总之，在阳光洒下广场的那时，我若有所悟的，或者说，有点受到鼓舞的，我也暂时停下原来的计画，挑了一个晒着太阳的座位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享受这个德国冬日上午突如其来的温暖太阳。
我其实不习惯什么事都不做，我来自晕眩忙碌的发展中国家，每一天都像云霄飞车一样疯狂地上下奔驰。对我而言，什么都不做，好像是一种生活上不可原谅的奢侈。现在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香郁，却又是那么滋味动人），晒着太阳（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温暖，郄又是那么舒适放松），看着云影流动，看着世界旋转，看着人群行走，看着时间流失…。我彷彿领悟了点什么，得到某种非常舒畅的感觉，却又十分不自在，我很想把书包里的书本和笔记本拿出来，至少我得做点什么事…。
但我斜睨不远处，那位身旁放着空菜篮满脸沧桑的棕发妇人，她就真的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着一支菸，吐着烟圈，凝视着前方，好像想着什么事，也好像什么都不想。她早已不举起咖啡杯了，可能是喝完了，或者咖啡已冷，她也不要喝了…。
也许是一个钟头过去，或者更短暂一些，乌云移动，再度遮住了太阳，阴影迅速掩盖了广场，天色再度变得灰沉昏暗，地面上黄澄澄的光亮和教堂的倒影消失了，咖啡座也失去温暖的魔力。棕发妇人皱了一下眉头，菸灰缸里捻熄了抽了一半的香菸，放了一张纸钞在桌上，站起身理了理衣服，拖着那只空菜蓝，头也不回地大步穿过广场，喀喀喀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此刻空气再度变得冷冽刺肤，小镇广场也再度回到先前的暗淡冷清，蓬勃的生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而我也彷彿已经明白了这一切，我坐直身子，把桌上余温未消的咖啡端起来一饮而尽，我知道该是起身去参加凡夫俗子工作的时候了。
冬日阳光乍现，暖烘烘的光线轻抚你的双颊，生活的周边也突然有了飞扬的气息，即使是路上每个经过的行人，都显露出舞蹈一般的节奏和活力。这时候，一杯咖啡端来，捧在手上有温暖从掌心通过血管一直透到心头，咖啡香气沁入你的胸腔脾肺，一个不期而遇的瞬间，一种突然得来的喜悦，啜饮一口咖啡如今好像触动了你所有的感官，甚至包括心情，不再只是口腔到鼻腔的局部滋味。
我也许就是在这一天早上懂得了喝咖啡的滋味。在人生路上一个偶然相遇的地方，和一个不曾预期的时刻，我从一场突如其来的阳光、和一位睡眼惺忪的陌生妇人身上，学会了咖啡与生活的关系…。
我曾经试图追求一杯完美的咖啡，香气与滋味都无懈可击。我曾以为那是最好的咖啡豆，加上适当的烘焙，再得到精心的冲泡，然后不要错过刚完成的第一口香气。譬如说你用来自牙买加最昂贵稀少、用麻布袋包装着的正宗蓝山，或者现在更流行的像法国红酒一样讲究「产地小气候」（terroir）的庄园咖啡；烘焙咖啡豆时，你又用了烘焙色卡色号做依据，那几乎可以得到科学方程式一样准确的结果；然后你又试了压力壶、虹吸式、或者最挑战的手冲泸泡式的煮法；你也可以尝试不同国家的调理方法，义式、法式、土耳其式…。
但这些入口香郁、余韵绕梁的咖啡，不管当时喝来如何印象深刻，只要过了两天，我几乎无法重新唤回那些滋味在舌尖的记忆。现在坐下来，我想搜索昔日咖啡旧痕，记得的反倒都是一些情境，何时，和何人，在某处，喝的某一次咖啡…。是那些周边的事物让咖啡的滋味有了记忆的座标，咖啡是否真的滋味无穷，倒是记不清了。
仔细想想自己和咖啡的交往，最美好的关系反而是最孤独的时刻。每天早上，我刚从昏沉的睡眠醒来，这时候天还未亮，天空还是深蓝带黑的，又像是梦游一般，又像是慎重举行仪式一样，我走到厨房的水槽边，把电动咖啡壶装满水，橱柜里取出圆锥形泸纸，再取出新磨的咖啡粉，一瓢一瓢装好咖啡粉，按上煮沸钮；几分钟的发呆之后，厨房立刻散发出新煮咖啡的香气。我在橱柜里找出一只自己喜爱的杯子（每一只都是旅行时买回来的，每一只因而都隐藏了一段旅程和美好时光），在杯中注满咖啡，捧在手中慢慢地啜上令人感动的第一口。这时候如果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需要一点毅力，这杯咖啡不仅仅是清醒回魂的媒介，也是驱寒暖胃的灵丹，它更像是个守护者，在你昏沉无助之际做你忠实的朋友，我冒险（我总是在试新东西）买回来的咖啡不一定都味道宜人，但这样的关系永远是真诚的。
咖啡与生活应该有一种关系，美好生活与人生际遇也应该有一种关系。好的咖啡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咖啡豆加水煮沸就完成的，而是在某一种生活的氛围以及自我的状态之中完成的。年轻的我不懂得生活，浑浑噩噩，以为不断追逐新的可能就是认真追寻人生。某个冬日早上，太阳偶然露脸，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突然停下来喝一杯咖啡，我好像在那一场无意目击的人间戏剧里学会咖啡的生活。
咖啡是何时以及如何潜入我的生活的？现在的我，每天清晨以一壶新煮的咖啡为开幕仪式，白日在办公室工作进行时以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为续航的能源，每餐饭后以咖啡为速食或慢食的句点，最后在夜晚结束时还以咖啡做为暖胃好眠的睡前安慰。但这些酗咖啡的柔情陷溺是如何开始的？
那不会是来自我成长时的乡下农村，因为那里根本找不到咖啡。
在我已经咖啡中毒的成人时期，有一次回家过年，那大概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突然强烈地想要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在乡下的家中遍寻不着咖啡的痕迹，老家的其他家人显然是不喝咖啡的。我走到街上想要找到一家咖啡店，但那也是徒然，那里会有这种东西？逛寻镇上那几条街之后，不料竟在某个街角发现一部卖咖啡的自动贩卖机，就是那种投币之后会自动转出纸杯、注入热咖啡的机器，真让我喜出望外。买到之后，我捧着纸杯就在街角蹲着喝了起来。
那部偶然救了我的命的咖啡贩卖机是哪里来的？我后来几次再回乡下，找回原来的街角，却再也找不到那部咖啡贩卖机，倒是在各处看到几部贩卖可乐冷饮的机器，可见摆一部卖热咖啡的机器原本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里紧急需要咖啡因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等到我来到台湾中部大城读高中，我仍然只知道「冰果室」，不知道有「咖啡店」。或许也是知道的，我只是不记得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咖啡厅」，但那好像是提供女色的不良场所。我们会去的地方是第一市场卖「蜜豆冰」的摊贩，如果我们要去比较正式的谈话场所，我们会去外面用白色大字写着「冷气开放，内有雅座」的「冰果室」。冰果室我是熟悉的，即使是我出身的小镇也有一家冰果室，我们从未有机会登堂入室，但在门口买一支冰棒或雪糕的机会则是常有的，我们看着店老板从布满结霜管子的冰柜中拿出冰棒，冷风扑到脸上，这就让我们想像「冷气开放」的滋味或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被班上同学派去邀请隔壁女校共同出游，我递了纸条邀请女方代表放学会面，约见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一家冰果室。容貌清秀的女方代表的表情比冰果室的冷气还要冷，等我表明来意之后，她横竖的柳眉才柔软下来，原来她误以为这场约会是冲着她本人而来，她对这位妄想吃天鹅肉的傻小子颇为不悦，等到弄清楚那只是两国交会的来使，她的防卫就大大解除了。冰果室里有没有咖啡？我倒也完全不记得，我在当时只知道又大碗又好吃的「刨冰」，对其他不能有饱足感的饮料是不感兴趣的。
高中暑假我到台北探视在中央研究院打工的姐姐，夜里跟着一群大学生去一家「海鸥咖啡西餐厅」。到咖啡厅的目的不在饮料、西餐，甚至不在交谊、聊天，那群「爱乐社」的大学生是去咖啡厅听音乐的。咖啡厅有百万音响为号召，专播古典音乐，大学生们把它占领了，拿出一份曲目，央请老板照单播放，俨然是一场自选曲目的音乐会。音乐是免费的，进场的来客都得点一份饮料，饮料的价格在我当时的认识当然属于天价，我还记得我点的是与那家店的摩登装潢完全不搭调的木瓜牛奶，够本土了吧？咖啡店里当然是有咖啡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要一杯咖啡来做什么。
当晚的音乐飨宴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在百万音响的播送下，听起来果然和家里那部古董唱机完全不同，每个乐器发声的细节清晰入耳，连演奏者的编组和位置都可以辨识，闭上眼睛，你就「看见」一整团的交响乐团就在你眼前。
但也许你我都不必为我错过这一次喝咖啡的大好机会感到惋惜，不要忘了喝咖啡本是「外来文化」入侵和「全球化」大浪潮的一环，这时候还只是七十年代的第一页，从后来的经验我可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去找咖啡的，而是咖啡找上了我们。在我们仍懵懵懂懂的时候，「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从远方虎视眈眈垂涎于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们将蜕去青涩，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标的，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也都即将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商品」。
大学时候，我来到台北，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很快地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厕身「文化圈」，成为其中边缘的一员。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担任杂志的美术设计，我的工作更像个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设计刊头，发排稿子，盯印刷厂，但并不决定内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触。也许是看到我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型态的不忍，或者只是纯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采访一位归国学者，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访问正是在一家咖啡店进行，访问的对象是当时还很年轻、尚未写文章轰动台湾的留美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当时很常见的装潢式样，厚重的棕色沙发椅，巨大的吧台，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灯光，以及穿着及地长裙的女服务生。访问不是我的工作，我从头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但我试着学其他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来时，黑色的液体冒着轻清烟，香气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进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有一种梦幻不现实的画面，我也加了两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带苦，还是一种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轻狎的味道，我有点着迷于咖啡与牛奶相混时发出的香气，并没有立刻觉得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饮料。
但毕竟我是来到文艺界了，在文艺界里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吗？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机会愈来愈多，而且也开到几个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进去，我会看到第一张桌子坐着埋首疾书的小说家段彩华，里面另一张桌子坐着黄春明，我还会看见高谈阔论的张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马；从明星咖啡店走出来，路边就看见摆摊卖书的周梦蝶…。
坐咖啡店变成了交际场所或生活仪式，但我和咖啡的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明星咖啡店里，我一定点一杯它装在浅杯子里、味道清雅带酸的咖啡；然而在别的咖啡店里，我有时点咖啡，有时也点其他饮料。咖啡于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美国，可能因为异乡寂寥，也可能因为天寒干燥，每当坐下来，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顿，不知不觉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回到台湾，我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新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听使唤，激烈地颤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这才知道已经咖啡因成瘾了。
我只是我已经陷进了咖啡世界，咖啡世界也侵入我的家乡。八十年代末期，中部地区掀起「庭园咖啡」风，在台中，一家比一家豪华宽敞的咖啡店在市郊冒出来。我在过年假期回到乡下，导演侯孝贤和几个朋友忽焉来访，我看到附近农田里有新的「庭园咖啡」营业，遂邀他们共同前往。只见农田之中，一座像「样品屋」似的建物立起，屋内有雕琢繁复的法式家俱，落地窗外不远还可以看见水牛耕稼，晒得黑里透红的农村女孩拿着厚重的菜单重重放在桌上，台湾国语说：「参考一下。」我看着这一切，突然有一点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现实之感。
神户大地震之后，我心里惦记牵挂着，急着想再去看看那个美丽的港都城市是否无恙。等真正回到这个村上春树的故乡时，那已经是大震灾的第二年了。一开始我在市内闲逛时，大部分受损的建筑已经恢复旧观，人群熙来攘往，似乎也已恢复原有的生活，灾难好像是远离了。
但行到某些街角暗处，我仍然看见有部分建筑因故未修，激烈扭曲变形的水泥线条让人触目惊心，仍可想见地震当时的威力。建筑物撕裂的破口裸露出依旧混乱的室内陈设，当然已经人去楼空了，但闹市之中突然出现一块废墟，那就变成结痂的伤疤一样，总是提醒你余悸犹存的创伤。
走着走着，来到山手通的「西村珈琲店本店」，远远就扑鼻传来熟悉的咖啡香气，我对它的安然无恙感到高兴。但到了店门口，却发现它的结构和陈列与记忆不同，本来外卖咖啡豆的柜台设在咖啡店入口的左边，如今却移到了中央，入口的木制拉门位置也好像变了。走进去坐了下来，点了它芳香带苦的肯亚A级的吉力马札罗咖啡，我才有机会慢慢审视，看到店内的资料讲到地震受灾的情形，以及他们后来如何重建的努力。
后来几天，这像是固定仪式一样，在神户的很多家店里都有一些照片或描述，叙述它在地震时是怎么样的，后来又是经过那些努力才让它恢复旧观与生气。虽说是旧观，事实上许多目前我看到的商店和地震前都不太一样，神户六十年老店「西村珈琲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也是经过重建和改装，某种意义来说，它们都「恢复」了，但它们也都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原来的模样了。
一个人一旦开始爱喝咖啡，不只是他住家或公司旁的某家咖啡店对他有意义，好像全世界的咖啡店也都开始对他而言有一种意义，他会不自觉地关心起旅行过的各个城市所邂逅的咖啡店。或者更准确地说，咖啡店有点像是他记忆城市的一个「座标」。这也是为什么我归来劫后的神户，看到昔日咖啡店的无恙会感到内心高兴，但发现它曾经受难而改装，又觉得有点失落。
就拿「西村珈琲店」来说吧，它其实不像是我会喜欢的咖啡店类型，因为它太大、太醒目、太知名，也太观光了，一般而言，我喜欢巷子里隐藏着的、人客稀少而肃穆、彷彿一移动身体就会惊扰它的安宁的小咖啡店，但「西村珈琲店」却占有我第一次来到神户的记忆。还记得我是在清晨陌生微凉的城市里寻找早餐，在路上被它浓郁的咖啡香气惊动，虽然在视觉上它也够抢眼了，厚重的黑木块加上白漆的土墙，迷漫着古雅气息，细节修饰上带着日本人的精致，使得这座巨大的木造德式建筑在日本城市景观里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进门之后，我发现许多客人是上班之前赶来吃早餐的白领阶级，他们看着报纸，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一派通过某种生活仪式的感觉，这看起来是「地元」咖啡店了，这也让我放心很多。一般日本咖啡店的咖啡口味偏酸，不是我喜欢的路数，但我在「西村珈琲店」里点的第一杯「招牌咖啡」却苦中带甘，口感不俗，加上店内菜单上说咖啡豆是每日清晨用炭火现焙，整杯咖啡充满新鲜的芳香，那香气不正是把我从路上拉进来的原力吗？如今饱满的芳香与滚烫的黑色液体结为一体，从我的喉头徐徐流下，口腔里的香气味一直上升充满到鼻腔，舌尖端有甘甜，舌后根有苦味，加上咖啡因微微刺激着大脑表面的神经突触，带来一种混合了肉体与心灵的迷醉，一种虚幻却充实的满足感。
对它的咖啡有了好的第一印象（事实上它的厚片土司也极美味），临走时我还买了二磅它的豆子，一磅是它的「招牌咖啡」，另一磅就是后来我再去时会点的「吉力马札罗」。这二磅豆子每天早上在我厨房里释出的芳香，就使我对神户的记忆多延续了好几个星期。
「西村珈琲店」占领了我对神户的初次记忆，但我心目中代表神户记忆座标的咖啡店却属于「北野珈琲馆」。「北野珈琲馆」位在异人馆街道的北野区猎人?，位置是在游客穿梭如织的观光区内（其实我早期去神户时，即使是异人馆一带游客也是很少的，并无喧嚣之意），好处是它藏身二楼，座席无多，客人也相对稀落，店中央有一张大木桌，周围另有二、三张小台，袖珍雅致，有一种恬静清幽的错觉。坐在靠窗静谧位置，你可以看见猎人?上的游客往来，有一次我坐在靠窗坐位，望见窗户正下方一位水彩写生的老人，他架起画架，对着前方街景作画，从我的位置可以同时看见他的画和画中所对应的街景，随着时间流逝，两个画面逐渐形似而交叠，颜色也逐渐真实与写生相融，那是一个美好的旅程时间暂停的片刻。
在「北野珈琲馆」里，我最爱看留着络腮胡的男主人煮咖啡的模样；咖啡馆墙上一格一格摆满各色伊万里烧咖啡杯，店主人随手挑了一个（你也可以自己挑选指定，但任凭主人送来更有乐透机遇的乐趣，反正杯子无一不美），摆在吧台上，先注入热水温杯，他再取出手冲滴漏的锥型漏斗与小壶，热水冲烫，再放入滤纸与研磨咖啡，用长嘴小壶手工冲泡。他一杯一杯慢工冲泡，神情专注肃穆，姿势繁复优雅，彷彿茶道仪式搬到了咖啡身上。手工滤滴的咖啡，一般不会太浓或太烫，但多半口感微妙，气息幽美，历久不散，「北野珈琲馆」的咖啡也是如此，宜于专心品评，不做他事，若要聊天，也只适合偶而投射一句两句的闲谈，不适合热烈的讨论。
用来佐助热烈讨论的咖啡，也许不宜淡雅，应该浓烈简单，以强香辛口为中心；咖啡馆也是如此，像「北野珈琲馆」的雅洁装潢，就让你联想到安静，这又如何激烈争论、产生哲学呢？在大学附近充斥的咖啡馆，或者像纽约八○年代格林威治村里的波希米亚气息的咖啡店，墙上斑驳有渍，挂的黑白照片已经发黄；端来的咖啡盛在白色粗大的杯子里，又黑又浓又烫，但并不特别芳香。这种咖啡容许你大口牛饮，又放在杯中一段时间不去理它，并不需要你温柔屏息对待，凉了也可以一饮而尽，当它是苦口良药。最好它又有「续杯」（refill）服务，你无需注意杯中的状况，你和朋友大声喧哗，辩论得面红耳赤，只有在辞穷的时候才举杯掩饰，顺便滋润一下干燥的唇舌。咖啡在口时你的脑筋还转个不停，当然就不适合太精致、太芳醇的咖啡了。
不管它们是哪一种咖啡，我都有不同的理由喜欢它。但对于每个旅行途中的城市，我记挂最深的咖啡店，也许是那些重要书店附近的小咖啡店。我心目中有几个「买书城市」，来到这些城市，我的旅行目的至少都包含了一些搜罗图书的机会。譬如来到东京，我也许至少要空出一个整天能够在神田旧书街流连，但在一天之内急急忙忙逛完每家书店，已经不是我现在的心境。我已经知道人不可能买遍所有的书和读遍所有的书了，我要的只是一天的美好时光，逛完一、二家书店，手上提袋已满，我也不着急，转进小巷内，我知道那里藏有一家小咖啡店名叫「里奥」，可以供我歇脚。店内客人不多，大多低头摩索刚刚买来的旧书，女主人煮的咖啡中规中矩，起司蛋糕也还可口，我就喝完一杯咖啡再逛吧…。
大约是十几年前吧，朋友知道我爱喝咖啡，特地从国外带了咖啡豆来给我。新焙的咖啡豆用土黄色纸袋装着，印有棕色木刻画的图案，标签上写着店名「皮特咖啡与茶」（Peet's Coffee & Tea）。打开纸袋，一股浓郁的香气就扑鼻而来，引人纵饮的欲望；倒出豆子，只见颜色暗棕近黑，表面油光发亮，那是经过深度煎焙而肥美出油的豆子，应该是高山种植的Arabica原豆吧。我急急忙忙试煮一壶，热水接触现磨的咖啡粉末，煮得满室生香。啜饮一口什么也不加的黑咖啡，果然口感饱满圆润，滋味微苦带甘，下喉之后，芳香与甘醇盘旋口腔，久久不去，真的是烘焙得宜的好咖啡。
朋友说这「皮特咖啡」来自旧金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咖啡专卖店，在外地名气不如「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但品质实有过之，历史也更悠久，堪称是美国精致咖啡的元祖。事实上，星巴克一九七一年刚在西雅图创业时，咖啡豆就是从「皮特咖啡」买来的。
我初尝「星巴克」的滋味是在温哥华，那才是九○年代初，不但星巴克尚未拓展海外（「星巴克咖啡」是在一九九六年才在东京开第一家海外店），在美国也仅散见于西岸几个城市，温哥华离西雅图近，最先得到星巴克的拓店延伸，北美洲东岸当时则连纽约市也看不到一家星巴克的咖啡店，绿色标签在美国泛滥成灾，其实是最近十年的事。全世界一开数千家咖啡店，要再想维持有个性特色的风味，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喝，就不再叫做「个性」啦。但九○年代初尝星巴克时还是有惊艷之感，也难怪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皮特咖啡」。
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我因公出差来到旧金山，就兴起寻找「皮特咖啡与茶」的念头。查了书本，发现它当时在旧金山湾区一共有三家店，最有名的就是柏克莱大学（UC, Berkerley）附近的本店，位于葡萄藤街（Vine Street）与胡桃街（Walnut Street）交口。柏克莱大学位在柏克莱市（City of Berkerley），交通方便，有地铁可达，很快地我就循线索找到位置，事实上只要走到邻近街口，闻到阵阵咖啡香味，你很难错过这家受当地人热情支持的咖啡店。
「皮特咖啡与茶」并不是设有雅座、供你坐下来享用的咖啡店，它其实是个茶与咖啡的零售专卖店。店中有长长的木头柜台，五、六位穿米色制服、棕红色围裙的工作人员在柜台后忙碌着，有的忙着招呼买咖啡豆的顾客，有的忙着为客人磨豆子，有的则忙着卖现煮的咖啡给客人带走。进门处也有几张不设座位的圆台子，让你买了现煮咖啡站着享用，也有好几位看来是常客站在那儿一面和店员聊天，一面啜饮着热腾腾的咖啡。整个店里不但迷漫咖啡香气，也洋溢着一种忙碌而幸福的气味。
「皮特咖啡」现场卖多种新鲜烘焙的咖啡豆，品名琳琅满目写在头上的看板，除了各种产地的单品咖啡之外，还有它多种自家调配综合豆，站在店中一阵子，看来最畅销的是其中简单易懂的三种House Blend、Top Blend和Blend 101，都是由中南美洲的豆种混合而成。可能又是地处自由思潮前锋之地的柏克莱，店中又卖各种「公平贸易咖啡」（Fair Trade Coffee）和有机咖啡，还有小册子解释他们「公平贸易咖啡」的来历和实际采买方法。
我在店中略为犹豫，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买了Arabia Mocha-Java和Blend 101各一磅；当工作人员正在为我磨豆时，另一位店员笑容满面端给我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原来「皮特咖啡」店中的惯例，在客人采买咖啡时，总要贴心送上现煮咖啡一杯，熟客不用解释，自己就挑了一种自己喜欢的口味，我反而是被这样的殷勤吓了一跳。那咖啡煮得既浓且香（书上说它的咖啡三十分钟煮一次，半小时未喝完就倒掉），滋味饱满，寒风中颇觉享受，第一印象就不能再好了。
回到家，那两磅咖啡豆当然表现出色，很快就用罄了。每当我在台湾买不到合意的现焙咖啡时，忍不住又想起它，恨不得能很快再去旧金山湾区买它的豆子。后来的几年，我也的确偶有机会路过旧金山，也总是抽了空去买它的咖啡豆，顺便享受店员在现场奉上的现煮咖啡。有时候，几位熟悉的朋友路过湾区，也会想到带点咖啡豆给我。只是「皮特咖啡」在旧金山湾区愈开愈多，经营型态也慢慢和星巴克变得相似，也开始有若干饼干、三明治等简易餐点了；虽然买咖啡豆变得方便，但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
互联网兴起以后，我发现「皮特咖啡与茶」已经在网上开起商店，咖啡豆可寄全世界，还可以利用「定期寄送服务」，只要你选定咖啡种类，订出周期，譬如每个月两磅，它就按时每月寄出，并从你的信用卡自动扣款，直到你叫停为止。我对这种新的「全球化服务」感到兴奋，立即上网参加它的定期服务会员，选了两种咖啡豆，要它每四十天寄一次给我。
第一次从空邮收到咖啡豆，还觉得很新奇开心，也来不及计较邮资几乎等于咖啡豆价这件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咖啡愈煮愈平凡，喝起来和其他来源不再有明显的差别，不复有初遇时的感动，心里不禁有点失落。
前两年再到旧金山，发现「皮特咖啡」已经开得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旧金山的国际机场每个转角都有它的踪迹，连超级市场也开始卖起它的豆子（也不能怪它步星巴克的后尘，毕竟「皮特咖啡」如今也是上市公司了）。它的咖啡采购或烘焙或许可能还维持某种水准，但那种带点寻觅难得的兴味已经荡然无存了，做为一个咖啡的隐密爱好者，你得要准备离开它了。
这两年，我的兴趣转向无意中发现、位在伦敦苏荷区老康普顿街（Old Compton Street）的老店「阿尔及利亚咖啡」（Algerian Coffee Stores）。那也是发生在一次出差之际，我在行程空档中街上闲逛，因为时间很短不能走远，只能在下榻的旅馆附近走动，不然按我的老毛病已经奔向书店街了。不料在快步行走间，忽然一阵咖啡香气传来，原来有个戴头巾的女士正推门走出一家商店，门一打开，强劲有力的咖啡香立刻飘出充满街角，我定睛一看，一家灯光黝暗的狭窄商店堆满大大小小的麻布袋，装的全是咖啡豆，门上着店名，并注明创立时间是一八八七年，已经是一百二十年的老店了。
一百二十年经营同一件事，仍然在同一位置，又维持只有一家店，这太符合如今我们追求的「正宗」和「独特」的概念，历史感十足，买错了又何妨呢。我推门走进去，墙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咖啡的品名，多到令人眼花撩乱，简直不知从何挑起。肤色黝黑的阿拉伯人店员看我呆立无措，开口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只好请教他是否有偏苦少酸的咖啡种类可以推荐，他建议我试试来自衣索匹亚的Ethiopian Harrar Longaberry，我点头同意要了一磅，顺便又加了一磅它们的招牌咖啡Algerian Special。回程整理行李时，两包咖啡就在箱子里散发迷人的香气，诱惑得犹如鸦片。
回到家里试煮它的咖啡，果然滋味不凡，衣索匹亚咖啡野香惊人、浓苦转甘，由哥伦比亚咖啡为主体的招牌综合咖啡则是温驯柔和，口感微妙，都令人惊喜。当然，取得过程的稀少性和偶然性，更让这咖啡显得加倍有味道。后来我再回到伦敦，「阿尔及利亚咖啡」就成了必访之地了…。
只不过是为了在家里自己烹煮一杯完美香醇的咖啡，有时候你得天涯海角去寻找它。

第二部 绿光往事 文学门缝
如果你恰巧生长在乡下，那里没有书本，没有图书馆，也不容易碰上谈文学的友人，虽然你身边永远有绿油油的青翠田园、淅沥沥的潺潺流水，和层层叠叠的起伏山峦，让你心生难以言喻的某种诗意冲动，但生在乡下农村的你，在锄头与畚箕之间、在鸡猪与水牛之中，你要如何去了解文学的意义？又要如何拉开一条门缝，窥见文学的富饶殿堂？
离开乡村二十年以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远方的家乡要邀请我回去，为年轻朋友讲一堂文学的课。那是出外读书的热心大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回乡筹办的一个文学夏令营，目标是村子里喜欢文学的中学生，地点就选在农会大楼楼上的演讲厅。我满口承诺，兴冲冲地、不无浪漫憧憬地回去了。
在农会大楼演讲？这对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已久的游子是别有意义的。家乡的农会原来就极为出名，它曾是台湾农业金融的代表性机构，有着占地宽广的大型米仓，可以容纳附近三千公顷的稻田收成，据说全盛时期它一家的年度盈利可以占到全台湾所有农会的百分之八十，是全台湾最富庶的农会。
那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吧？农会大楼落成，在我们家乡那是一件热闹的盛事，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排队去参观它的落成典礼，鞭炮劈哩叭啦地响着，舞狮的阵头在广场跳着舞，广场新砌的喷水池哗啦啦流着水，水池里有磁砖贴成的五彩金龙正张牙舞爪着，镇上有地位的政治人物和乡绅富商也都到了场。它是堂皇壮丽的四层楼砖造建筑，外表贴着土黄色发亮的新磁砖，展露一种阔绰大方的气派。在那个时代，村里最高的建筑本是两层楼公寓，大部分的农家都还是中央有晒榖场的平房四合院，四层楼的农会新大楼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摩天大楼」了。
而这「摩天大楼」还名声远播，偶而在某个早上，校长会在升旗典礼时忽然宣布，今天将有来自远方的非洲友邦总统或国王，要来拜访我们的农会，参观我们的「摩天大楼」，学校里的一、三、五年级的学生轮到要去街上摇旗欢迎，而二、四、六年级则轮到放假，学生们也都可以回家，不用上课，因为老师们也都要上街欢迎致意，没有人有时间和心情上课，国家的大事呢。
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人一面纸制的国旗，大家拿着红蓝相间的国旗，开开心心像郊游一般，唱唱跳跳来到离农会不远处、镇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干道，两旁夹道等着，常常等到日上三竿、酷热难耐的时刻，终于听到前方的骚动，我们争相探头窥伺。我们先看到四部或六部双双成对的重型机车，身穿帅气制服、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黑衣警察雄纠纠地骑车开路，然后是三部或者四部硕大无朋的黑色轿车，车头灯的位置插着两国的国旗，以呼啸之姿从我们面前刮风似地经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声齐唱欢迎，并且用力挥舞着手上的国旗。
但有一次，一辆黑色轿车并不像往常那样飞驰而过，而是减速缓缓驶经我们，车窗更打了开来，一位长得像《黑人牙膏》模样的人物探头出来，全身军装，胸前挂满勋章，他裂开血红大嘴，露出满口白牙，对着我们摇手微笑，那是尚未发动政变成为乌干达总统、后来变得恶名昭彰的非洲狂人阿敏将军（General Idi Amin Dada Oumee）。
但回到学校之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因而也不可能政治正确的乡下老师忍不住说：「夭寿哟，那有人生得那么黑骖骖，晚上老婆怎么看得见？」
再回到农会大楼演讲，离开在路旁摇国旗已经是三十几年后，心里上觉得好像是童年的梦想实现一样。但，这当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因为四层楼高的农会此刻看起来猥琐寒碜，怎么样都不像是「摩天大楼」，镇上已有许多建筑都高过它，就连寻常人家田里的农舍也都盖成三层、四层的洋楼了。农会前的喷水池已经年久失修，水喉已喷不出水，池里积满了垃圾，磁砖镶嵌的彩龙已经斑驳剥落，失去了颜色，残缺地方甚至裸露出水泥和钢筋。
最失落的还不是如此，当我面对几十双飢渴的年轻的眼睛，努力讲着文学小说的种种乐趣和欣赏的途径。但我看到那些眼睛的背后一片茫然，半个钟头后，我只好停下来。我猜想是我举的例子出了问题，我开始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读过《白鲸记》？」
全部茫然的眼睛左顾右盼，纷纷摇摇头。
「有没有人看过《傲慢与偏见》或《咆哮山庄》？」全部摇头。
「那有没有人读过白先勇的小说？或是王祯和的小说？」摇头。
我不能放弃希望：「有没有人读过黄春明？课本里有的。」还是摇头。
看来只能求助于比较大众化的小说，我再问：「《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三剑客》？」摇头，但后面有一个勇敢的声音说：「有看过卡通。」
嘿，你们不都是热爱文学，所以才来参加文艺营的吗？那你们都看些什么？
有两个人看过琼瑶，有三个人看过金庸，有一位竟然读过金幸枝，但他们连听也没听过倪匡。我已经快抓狂了，那《三国演义》呢？《西游记》呢？《水浒传》呢？没有。《三国演义》看过日本版的漫画，认识的悟空是《七龙珠》里的悟空；《水浒传》？没看过，《红楼梦》？嗯，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
你们喜欢读书吗？喜欢文学吗？台下全部都点头，一双双全是无辜的眼睛。一位少年犹豫而谨慎地补充说：「只是不太知道文学是什么。」
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比从前富裕，但家乡还是贫乏的，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知道。我勉强讲完了那场演讲，每个例子都要停下来讲一段它的故事，内容和计画完全不一样。
回台北的巴士上，我跌入了回想：出身和他们一样的我自己，在讯息匮乏的乡村成长，是得到什么样的幸运才进入另一个读书世界的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兄姐的庇荫。在城里读书的大姐率先变成了文艺少女（但她的机缘又是如何得来呢），她带回来乡下没有的书，开启了一扇神奇的窗，其中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就让我陷入沉思，内心激动，赶紧躲到田里，免得母亲看见我红肿的双眼。比我大一岁的二哥喜欢画画，他找到了在台中的美国新闻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英文艺术图书，他努力借来读着，并且试着和我讨论（虽然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来了解那些神祕的内容，这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但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一本杂志。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班上当学艺股长，我的工作包含保管班上订阅的杂志，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本《幼狮文艺》。虽然是现在被视为反动机关的「救国团」办的杂志，但那个时代的《幼狮文艺》可是最前卫的文学杂志。每一期杂志里我会看到龙思良令我眼界大开的美术设计，看到后来才成为摄影家的阮义忠用简洁线条画乡土题材的小插图，一两笔画出一张竹凳子或者锄头和畚箕，最让我爱不释手。我会读到很好看的小说，像段彩华写的文笔干净俐落得像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他幽默的文字常常让我在课堂上偷看时忍不住偷笑出来。
有一天，我在杂志里读到朱西甯写的《冶金者》，我感到苦恼，因为文字太奇怪了，我觉得没办法看懂，可是又觉得深深地被作品吸引；我还没有解决这个困难，又读到了七等生的另一篇小说，这更奇怪了，连作者的名字都没办法理解，小说里更有些地方透露着近乎色情的猥亵描写，一个男子掀开一位陌生女子的裙子，注视着深处的肉色内裤，它让我深受震撼又感觉到道德动摇，我完全不了解，却又完全忘不了。不明白又受吸引，有一种力量拉扯着我，把我拉着向前再前，我苦苦思索，寻找每一本可得的书，一步一步，不知不觉，我已经钻入文学的门缝，进入一个巨大的宫殿了。
只是因为朱西甯和七等生几篇令人困惑的短篇小说，少年的他闯进一个巨大的文学宫殿，但也无端卷进一场与「理解」的搏斗。那是六○年代的旧事，一个乡下小孩在他资讯封闭的世界里，要如何才能知道文学史上有过「现代主义运动」这回事？
就像和天使摔角一样，他必须使尽吃奶的力气，不断转变可能的认识基础、反覆咀嚼，才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想像。他会在多次的思索之后，傍晚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角落，下决心一样，告诉自己说：「那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没有人能告诉他那究竟是不是对的。
尽管这些从杂志里新传递而来的「文学」，令他困惑并且深深着迷，他却还是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和「应用」。譬如他就不可能在作文课里把这些新读来的内容应用在写作之中，他还是比较熟练利用别的地方得来的知识。他手上就有一本书，是某次作文比赛获得的奖品，书名叫做《人生的座右铭》，那是道声出版社出版的励志书，里面充斥着各式各样名人的格言名句。这些句子并不难懂，在作文课里就非常好用，好像作菜时的味精一样，任何作文题目只要洒上一两句名人精鍊的隽语加以调味，分数立刻会高出好多。
但也有一些例外，即使是这些片段而支离的名人格言，有时候也会让这位乡下少年陷入苦思，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像他有一次，就在书中读到一句从哥伦布《航海日记》里摘来的话：「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西南西。」因为句中缺乏某种常见的道德指示，也没有看到它明显地解释了世界上的某一件事，使得这位少年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它为什么和其他意思丰富的名句会放在一起。
但读着读着，他依稀感觉句子里有一种决心、有一种悲凉，又有一种大海中茫茫不知所以的卑微宿命，让他对自己的人生与未来也同时感到奋起又感到哀伤，好像在无边星空下的大海漂流的就是自己。
但「理解」本身是多么神祕的一件事。你本来不能「理解」的书本与内容，竟然看着看着、想着想着，有一天突然就懂了，而且以后就永远懂了。你似乎是能够「超越」自己的，更能与过去的自己决然「断裂」，「懂」与「不懂」好像是天壤之别，但又只是一线之隔，前后同一个的你好像已经是不同的人了。
这正是我少年时期奇妙的文学因缘，每月坐拥一本无从选择的《幼狮文艺》，但在杂志内容里面，我却因此认识了绝大多数与当代文学艺术活动有关的人物、名字，也认识了各种文体文类，譬如我在其中读到了台湾的「现代诗」，发现它们与课本里说到的胡适的「白话诗」完全不一样，它们更自由、更晦涩，也更富破坏性，更别说连一个韵也没有。我也从中认识了个别诗人的名字与他们的特色，也因此就给了我线索后来继续追踪他们的名字，进而读到更多书，而那正是一步一步走进厅堂的机会。
但正在与「理解」搏斗的我，并不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因缘正等着我。每天在农村稻田间百无聊赖的学校生活里，十三岁的我不会知道、也不能想像，仅只是六年之后，我将会来到这家杂志社打工，跟随其中一位我读过名字的诗人工作，坐在另一位我读过名字的小说家的办公桌对面，并且因而认识大部分我在杂志上曾经读过名字的作家与艺术家。
在管理这本《幼狮文艺》杂志之前，我的读书像上帝掷骰子的机遇游戏。家里只有几本数得出来的图书，等到少年时期阅读胃口一开，很快就「山穷水尽」了。这种心智上的饥渴，比青春发育期的肉体饥饿还来得更早也更强烈一些，这位少年必须在同学当中寻求一切书本的来源，每当我打听到有人家里有某种不曾听闻的图书，我就找机会到人家家里去看，用一个或两个下午借读完那些书。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学告诉我，她家里有全套的《世界各国童话故事全集》（这听起来太吸引人了），但那些书是属于她弟弟的（当时我也没有察觉这当中有着一种重男轻女的不平等），我得要先征得她弟弟的同意。我去了她家认识她那位只小我们一岁的弟弟，用一切我能讲的故事取得他的欢心，他终于同意让我看他珍藏的那一大套二十本的故事集，并且要我读完之后必须讲给他听，我当然也欣然同意了。但我花了将近一整个星期的下课时光，才陆续读完那些书，而且有两次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用鸡毛撢子狠狠打了一顿。
这些觅书的经验让我发现，常常家庭背景愈不相同的同学，愈有机会拥有不同的书种。同班同学有的是外省籍公教人员的小孩，他们有时能朗诵出我不曾在课本上读到的诗词，有一位女同学就能流利背诵全篇的《木兰词》，让我羡慕不已。等到有机会拜访她的家庭，发现她家也一样是空荡荡的家徒四壁（那时代谁是有钱的呢），但书架上仅有的几本书当中，仍然有我不曾知晓的《胡适文选》和蒋梦麟的《西潮》，而《胡适文选》就是后来影响我一生想法与工作甚巨的书。坐在同学家的藤椅上读这本书时，我怎么样也不能想像，三十年后我会得到「胡适纪念馆」的委托，重新编辑《胡适作品集》，并且为了这个缘故，成了一件诽谤官司的被告。
总是读着不属于自己的书，养成我必须很快完成阅读的习惯。童年时还有一种重大的阅读活动来自镇上的「租书店」，通常店里会放有数量不少的武侠小说和漫画，供小镇上喜爱消遣读物的人们租阅。大人们通常租的是武侠小说，小孩则爱租漫画，什么小孩有零钱租阅漫画？回想起来，大部分是家里开着小店的商家小孩，忙碌看店的大人可能给一些零用钱求得小孩的清静，或者小孩自己很容易在现金交易的小店里轻易取得金钱，他们就成了有钱租书的小富翁。
这些小孩大都直接在租书店里看书，可能这种读物拿回家也不容易受到父母的赞成，但租书店似乎并不介意租书者的旁边多两位「分读」的小读者。这就是我们这些嗜读者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在熟识朋友的旁边，看着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的图画，不花一分钱，我们也读完了这些书。正是因为贪心的缘故，我对坐在一个朋友旁边分读一本漫画书也感到不满足，后来我发展出一种技能，我坐在两位租书朋友的中间，可以同时阅读左右两本书。只是我必须自行剪接两本书的阅读顺序，像是蒙太奇一样，也许就是这种技能的建立，让我后来走在看文字维生的编辑生涯。
回想起来，我对这一切仍然感到神奇。仅仅凭着阅读，一个人竟可以穿越他所属处境的局限；而他在不懂之处苦苦思索，思索的果实竟可以就带他离开现实，造就他无限的机会。一本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赞美的杂志，也竟然可以让一个乡下小孩得以飞翔，并且就推开狭窄的门缝，进入他的阶级不易居住的广殿。我后来在编书办杂志的过程，常常也想像穷乡僻壤的某处，有一个小孩正对某一本无意中得来的读物感到困惑，我将不会担忧他的困惑，困惑将会带他走向远方，远得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第二部 绿光往事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
那时候，一九七○年代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本名Kent Lavoie 的乡村摇滚歌手灰狼 （Lobo）的一首歌已经唱遍了全世界。
那首歌叫做〈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音韵可爱，朗朗上口，全都跟着唱：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 and livin'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 a free man
我们是一群高中生，并不真的知道自由人是什么，住在全球文明的边缘角落一个叫台湾的岛上。世界上也真还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什么，除了一船船来台度假嫖妓的越南美军。台湾，是他们买醉前的东方幻想，宿醉后的蝴蝶春梦，以及战火弹片震撼中短暂的忘忧谷；台湾，也是他们的鸦片，疗愈他们疼痛无法拼合的肉体与灵魂，就像陈映真笔下〈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军曹巴尼一样。
因为有着这些夜醉街头的美国大兵，以及他们揽腰搂着的火辣浓妆台湾吧女，我们来不及清理内心的隐隐作痛，一些美国大众文化包括可口可乐与Spam火腿肉罐头、花花公子杂志及其折页女郎，以及美国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the Billboard Top 100），却也悄悄溜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只是高中生，出外在街头逛来逛去，没钱看电影买东西，回家在笔记本中涂涂抹抹，或者是诗或者是画，满腹的苦闷无路可出，也不能拿世界怎样。披头的"Love Me Do"的天真时期已经过了，带着哀伤和吶喊的"Let It Be"刚刚为披头成团画下句点，我们没有赶上青年披头的黄金时代，我们是聆听Cat Steven的世代。
我们懵懵懂懂看着拼字错误百出的歌词，跟着美国告示牌排行榜逐首哼唱，反覆聆听盗版黑胶唱片〈学生之音〉里的破碎选辑，想捕捉当中那些远方隐约的革命暗号或灵修信息，但因为战争和学生运动都太远了，最后多半跌入情歌不知所云的伤感陷阱。我们曾经也以为灰狼罗伯是我们福音书的一部分，虽然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即使是同时代的我们也还不认识彼此，认识同时代的人要等到很多年后。当时在台中读高中编校刊的我，一面也读着其他高中的校刊，（现在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罗智成主编的〈附中青年〉就是当时全台湾最厉害的校刊。附中校刊里有一篇小说也叫〈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也是来自「罗伯福音」的启发。那是另一位在苦闷中成长的高中生张惠国写的，时隔三十五年了，我还清楚记得故事里青春期的主角五呎十一和他与朋友间百无聊赖的生活内容。伴随着歌词，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可见每一个世代都有某些音乐做为伴奏而成长的…。
吉他兀自继续铿铿锵锵地弹唱着，然后我们就各自长大了，进入台北一所知名的大学。我们来自全岛各地，靠海的和靠山的，通通都凑在一起了，所有原来只闻其名的校刊主编也都彼此相见了。虽然这些英雄豪杰多半见面不如闻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但也算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像有个美丽新世界正等着他们。（想想看，现在这些主编们都已年过五十，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些则成了名嘴或教授，有的甚至成了某件精彩香艷绯闻案的主人翁，际遇不同，但都头渐秃腹渐宽，不复当年苍白青涩的文艺青年了。）
新的年份仍然有属于它的伴奏基调，虽然那个时代我们人人初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但只能唧唧哼哼唱些和弦简单的歌曲，像灰狼罗伯的"How Can Tell Her About You"，就够手忙脚乱的了，但我们好像已经不能满足它太简单的讯息。同班同学廖爱听the Who，一遍又一遍观看电影版摇滚歌剧「汤米」（Tommy），忍不住困惑地夜里找我讨论，艰难地咀嚼并想像其中性爱与药物的气息。同寝室的诗人杨泽则爱听长笛手Ian Anderson领军的Jethro Tull，半夜强迫我听他的"Too Old to Rock 'n Roll, Too Young to Die"，并且诗兴大发，彻夜不眠埋首创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在他笔记本里看到好几首正在发展诗作的残句和断片…。
我自己则是个没什么分辨能力和倾向的音乐杂食者，也难怪，乡下人进城，什么都感到有趣；我有时候爱听概念恢宏的Chris de Burg，有时候着迷于实验风的大卫．鲍依（David Bowie），弹起民谣吉他时却也不介意胸无大志甜美的约翰．丹佛（John Denver），我敲着吉他扯着嗓子唱着：
I had an uncle name of Matthew
he was his father's only boy
Born just south of Colby, Kansas
he was his mother's pride and joy
我只有叔叔叫阿憨仔，在乡下是个诚实而愚钝的工人，也许马修这种名字更像合适当一首歌的歌词。
唱歌的人并不同意，唱自己的歌的台湾民歌运动风潮其实也已经悄悄吹起，我目睹它的发生而不自觉。杨弦唱〈乡愁四韵〉的历史时刻，就在学校里的体育馆，我也在现场，但我只盯着台上一位负责打击乐器的美女；不久后，〈我们的歌〉和〈金韵奖〉的唱片也开始出版了。抱着吉他的齐豫，常常就坐在文学院天井的草坪上；更激进的李双泽也不遥远，同学相约到淡水去听歌，听的就是李双泽。其实一切风云已变色，像Scorpions的歌词唱的：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时间从生命走过，一路上都有时隐时显的背景音乐，我只是都忘了。直到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年轻音乐人兼广播DJ马世芳和张大春的对谈。马世芳彷彿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竟然在电台上介绍早期台语歌手文夏的音乐，而文夏正在做乡村歌曲的试验呢。我的时间一下子被推回到五○年代，回到基隆雨港的家乡，灯光颜色昏黄，声音也回到单轨温暖的真空管音色，家里那部据说是村里最早的三十三转唱机兼收音机，正流泄出美丽的声音〈台中州进行曲〉，邻居们躲在楼梯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时间静止，乐音充满，那是另一个我魂萦梦系的年代。

第二部 绿光往事 世界旋转 吉他哭泣
六○年代，一个如今只存梦中的消逝时光，我曾经轻触般地书写过若干，并且偷偷以为那是台湾最美好的年代。
时间彷如静止的农村，露水冰凉沁肺的清晨，绿油油的稻田菜圃，每隔一段距离，路边就放着一张小竹凳，上面摆着「奉茶」的铝制水壶和塑胶茶杯，倒出来是温吞吞淡滋味的琥珀色茶水…。那是一个还体贴着风尘过路人、担心陌生人口渴的纯朴古风、善良无争的纯真年代。
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张望者，也许才六岁，坐在绿色纱窗前，正安静地盯着远方张望，看着因为天亮而逐渐甦醒的世界。那是小镇上一条通往县城的沈默道路，但我知道这淡静的街道很快地将会变得活跃起来，一开始极可能是一辆急驶的摩托车，一位带着口罩穿着雨鞋的男子，载着切成对半的半边猪身，猪皮上印满紫蓝色的屠宰税章，快速往南投方向驶去；不久之后会有第二辆摩托车，载着另一半猪身疾驶而过，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第六辆，中间或许穿插着轰隆隆的卡车…。
我不记得身后有什么音乐伴奏，六○年代对我犹如美丽的风景画片，没有戏剧，没有情节，静止的，沈默的，无争的，一张一张翻过去。我还也没有能力对那个世界有任何冲击，我的存在也没有任何重量，我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样。一个小孩在乡下，只有乌鸦在电线杆上歪头看着你，你只能默默吃饭，默默行走，默默思索，默默长大。
但时间毕竟是流动的，世界是旋转的，你的思想与身体也一点一滴起着变化，背后的确流动着某些乐音，注释着你的成长。就好像「披头」（Beatles）当中斯文内向、不多话的双鱼座吉他手乔治．哈里逊（George Harrison, 1943-2001） 在〈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1968）里唱着的：
我看着世界，注意到它在旋转
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
每犯一个错，我们总学到教训
我的吉他仍旧温柔哭泣
I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notice it's turn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With every mistake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悄悄地六○年代翻书般的过去，七○年代已经到来。我不再是困住在乡下、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我是一个在城里读书的愤怒青年。头皮上的头发和头皮下的想法都大剌剌地怒张着，好像挑衅着这整个世界。世界也不再对我无动于衷，大人们错身而过时忍不住侧目斜看着我，掩不住内心不以为然的态度；训导主任阴沉地要我到办公室见他，对校刊中发表的文章给他一个解释；军训教官则指着我不符规定的头发和鞋子用山东乡音大发雷霆：「看看你，你这成什么样子！」
这当然也是乔治．哈里逊早已预见的事，他在歌中紧接着又唱着：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误入歧途
你也曾被拦阻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上下倒悬
一个警告也无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diverted
You were perverted too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inverted
No one alerted you.
伴奏的音乐还在身后轻轻唱着，它预言着我以及其他年轻人的命运。我来到城里，先是到了台中，然后才是台北。台中市里座落在学校旁边的美国新闻处，本身就是一个英文书的图书馆，库藏也许不算非常丰富，对我来说却已经是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它借书慷慨俐落，没有任何扭捏作态的规定。我捧着这些印刷装帧精美、透露着富国强国气息的厚重书籍，耽读当中各种艺术史、戏剧史，以及社会理论，还有众多美国的文学作品。我勉强和那些妖魔英文句子搏斗着，似懂非懂地和一种陌生语言打交道，有时候是理解，多半时候是对异国的想像。但这已经太够了，知识的好奇之门一旦打开，没有人能够拦着你了。
台中对我来说有无数的启蒙，也结识了许多足以让我终身怀念的友人。启蒙的来源可能是拥有无尽宝藏的图书馆、带来远方艺术表演的音乐厅、性格奇特的怪老师（长像怪诞的音乐老师，每天幻想着自己是贝多芬，批评日本不算是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还没有柴可夫斯基），有时候甚至是生活型态完全不同的同学（父亲在美军基地工作，早上起来会淋浴、漱消毒水，还坐在餐桌前用刀叉「锯」着两颗荷包蛋）…。
但很快我就来到台北，开始学吉他，听着英语的美军电台。远方的越战带来混合矛盾的讯息，一种是英勇美军对抗邪恶共产主义的正义价值，另一种是反战、反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反省与思潮，我艰难地咀嚼并吞咽这一切，试图把它们变成养分，构成一个全新的人。
有一个四月天，清晨灰蒙蒙的，我爬起来听到广播消息，越共军队已经推进西贡城，心里觉得失落，不知如何看待这些正在旋转颠倒的时局。不一会儿，我的越南侨生好友冲进我的宿舍，抱着我埋头痛哭，他失去父母兄弟的连系，也已经无家可归了。
我知道我们都有些苦楚，我们已经变成大人，我们得自己面对这个世界。音乐也持续唱着：
这把老吉他教我唱情歌
它教我如何笑与如何哭
它引介我得到若干好友
也点亮生命中某些时光
助我度过若干寂寞夜晚
哦，寂寞凉夜里好一个朋友…
This old guitar taught me to sing a love song
it showed me how to laugh and how to cry.
It introduced me to some friends of mine
and brightened up some days
and helped me make it through some lonely nights. Oh
What a friend to have on a cold and lonely night...

第二部 绿光往事 第一件差事
副刊主编上司歪着头沉吟了半晌，小心翼翼打量着我，用着半是命令半是请求的口气：「古龙那边就由你去连络，想办法一定要叫他给我们写稿子。」
那是近三十年的旧事了，西元纪元还在七○年代，我刚刚来到当时号称台湾最大的报社上班，工作职位是副刊的助理编辑，官位还比不上孙悟空初在天庭上班的弼马温，但我大学还没毕业，课余工作还能拥有全薪的正职，算是际遇不错了。
副刊上司是任副总编辑职的主编，本来是一位大诗人文学家，也是知名的老经验文学编辑，但来到报纸副刊工作后他也自我调整了不少，他知道副刊工作不能全从文学的角度去思考，读者大众的各种口味都必须照顾，社会上新兴的文化流行也是应该回应的重点。
那时候有什么文化新流行？邵氏出品、楚原导演的武侠电影《流星、蝴蝶、剑》和《天涯、明月、刀》刚刚在港台各地掀起一股旋风，连不爱看国片的大学生都染上疯狂，说话也模仿起电影的对白。不用说，本来已经有点落寞的武侠小说原着作者古龙，一夜之间咸鱼翻身，重新成为最热门的作家。
我的主编上司考量再三，觉得有必要争取古龙来写一个新的武侠小说连载，把那股社会流行风潮引到副刊里来。但他却面临一件尴尬的事。
原来，不久以前，这个副刊本来就有古龙的武侠小说连载，但大作家常常脱稿断稿，纪律不彰，加上也不是太受欢迎，我的主编上司忍痛腰斩了小说连载，当然也就得罪了大作家。这次重新邀稿，想到开口就觉得尴尬，主编因此打量了我半晌，才决定把任务交给这位新来的小伙子。
新来的小伙子，也就是我，也觉得心怯惶恐。在那个时代（其实现在何尝不是），作家给那家报社杂志写稿，十分依赖与编辑之间的信任关系，主编常常必须直接与作家通话，很少假手他人。我虽然也有几年编辑经验，但担任的是助手之职，我替主编写信、回信，帮他看稿、改稿，却很少有以自己的身分、名义和作家说话的机会。现在，我要不提主编的名字，直接向大作家发书邀稿之请，这位大作家会理我吗？
我从主编的记事本里抄下古龙的电话，回到座位，深呼吸好几回，鼓足了勇气，才拨通号码。电话接通时，我内心还是震动了一下，因为说话的就是作家本人，他磨了砂子似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有一种与武侠小说匹配的江湖味，他听完我结结巴巴报了名号和意图之后，玩味似的沉吟一阵，才缓缓用他磁性的沙哑音说：「我等一下会在某某餐厅和几位朋友吃饭，你如果有兴趣谈写稿的事，就过来聊聊吧。」
某某餐厅我是知道的，离报社也不远，我离开工作一阵子再赶回办公室，应该也还来得及。但为什么这句话我摸不通是什么意思？它又像是充满光明的希望，又像是充满嘲弄的挑衅，大作家会痛快答应写稿？还是会给我报复式的羞辱？
计程车穿过下班时的重重车阵，我内心忐忑地来到餐厅，已经是迟了半小时，走进包厢时，桌上杯盘狼藉，晚餐显然是进行了一段时间。最里面坐着的，就是古龙本人，个子虽小却有一股气势，旁边有两位男子，我都不认识，席上还有三位美艷的女子，浓妆艳抹得不适合在街上行走。
古龙没起身，比个手势要我坐下，也不理我支支吾吾解释迟到的原因；他从桌底下拿起一个纸盒，掏出一瓶黑牌约翰走路威士忌，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你知道我们谈话是要喝酒的。」他把新酒瓶推到我面前：「小朋友，喝完这瓶再谈话。」
我离开穷乡下来到城市不久，酒也没喝过几回，黑牌的约翰走路只是遥远的洋酒名称，我看桌上的瓶子，不知道该不该当真。古龙倒是笑吟吟地打开酒瓶，满满倒了一个喝啤酒的玻璃杯，并举起他自己的酒杯，我慌张地拿起酒：「古龙先生，我先敬您。」
一大口入喉，烈酒像火炙一样灼烫整个嘴巴，「别急，先喝口水。」古龙又推了一杯开水过来。旁边的男男女女已经不可遏止地笑了起来。
「古龙先生，我先把这杯干了。」我的蛮劲也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不是吗？
古龙饶富兴味地看着我涨红的脸，他倒是不慌不忙，先给自己的杯子加冰块，看我干杯也不冲动，只抿了一口。
「要不要先吃点菜打个底？」古龙问。
「不用。」我看着消降缓慢的酒瓶，担心着进度，也担心着办公室里的工作，我又倒满一杯：「古龙先生，我再干这一杯。」
杯子又空了，旁边的小姐戏弄似的拍起手来，「再来一杯。」
我感觉到自己唇舌麻木，说话艰难，但杯子还是举起来了：「我再干了这一杯。」
不管什么好酒，大口吞咽都不是好滋味，这瓶当时算是昂贵的酒基本上是糟蹋了。但一杯又一杯，不知不觉瓶子也见底了，我觉得是到了该开口讲点写稿的事了，我说：「古龙先生……」
可是没有声音，我的嗓子好像是哑了，或者我牵动脸上说话的肌肉有困难，我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大家都笑了，但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心跳得好像要逃离胸腔，我坐在椅子上头却忍不住趴倒在桌子上，其他人的声音也变得空洞而遥远。
迷迷糊糊中有人扶我上车，我听见古龙磨沙声说：「我送你回去。」我坐在古龙由司机驾驶的加长型宾士车，浑身冒着冷汗。黑暗中，古龙开口了：「你的主编是…？」我点点头。「你知道我和他有过节？」我又点点头。
古龙突然又笑了起来：「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写稿，写稿太不好玩了。」我摇摇头，我太年轻了，听不懂这句话。
下车时我还步履不稳，古龙扶我下车，回到车上，又摇下车窗：「嘿，小朋友，你够意思，我给你写稿。」
车子如何开走，我如何上楼回到办公室，我都记不得细节。我在楼梯间吐了一回，扫地的阿姨用惋惜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喝那么多酒，身体会弄坏。」
我挣扎回到座位，所有同事都瞪眼看着我，包括满脸狐疑的主编在内，我开口向他报告，声音沙哑得和古龙一样：「主编，我约到稿子了。」

第二部 绿光往事 新村如何成为古都
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中兴新村。
那是多少年了？恐怕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里，匆匆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是为了参加四姨丈的葬礼而回来的。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没有预期我会回来，他们早已习惯我永远的忙碌与缺席，但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在昔日父亲卧病潦倒、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还幼小的时候，二位善良热心的姨丈，是最疼我们这些小孩、帮助我们家庭最多的亲人。但他们却是最新也最陌生的亲人，妈妈和他们甚至还语言不通呢。
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们搬到中部山区之后才结的亲家，妈妈和爸爸作主，把美丽温柔的三阿姨和聪敏干练的四阿姨，都嫁给了在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服务的外省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新的亲戚。
三姨丈比较稳重内歛，见到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总是面带腼腆，说不了几句话；四姨丈则是热情洋溢，每次路过来访，总是人未进门，笑声和招呼声先响彻了楼梯口。也不管妈妈的国语多么困难，四姨丈总是一劲儿点头，附和地说：「大姊您说得对…。」
亲戚有相互走动之谊，我们也三不五时得到中兴新村去走走。原来在北部的亲戚，都因为我们搬到远地而生疏了来往，反倒这二位「新来的亲戚」是我们最亲密的亲人了。对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来说，这种亲戚往来是「艰难的」，有时候父亲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骑着脚踏车来访（也不是什么要紧事，通常就是因为他来到附近街市买个东西，觉得应该过来看看），当他的笑声在楼梯口响起时，妈妈突然显得有点惊慌，一面仓皇抹脸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镇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会讲国语？」
虽然本来不熟，沟通又有困难，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为最亲的亲戚。一个原因是距离，二位新亲戚的住处离我们只有三、五公里，脚踏车是十分钟车程，走路也是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在乡下地方，这种距离几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二位姨丈都是朴直善良的人，对于我们家庭经济的困顿，总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勉强温饱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和传说中高高在上、欺负「我们台湾人」的国民党外省人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或权势）欺负别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落难者」。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过的也是极其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失去家乡的「流离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和故乡，竟然突如其来悲不自胜、涕泗纵横，把我们一班小孩吓了一跳。
但我们闯进这些外省亲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种文化，譬如说他们没有我们台湾人家中普遍看见的公妈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过年祭祀时，我看见四姨丈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李氏历代祖宗之灵」，拿这张纸包住一片厚纸板竖在桌旁，就权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对着这张红纸祭拜着，看起来也一样虔诚。姨丈家里书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学家中一样，总有几本让我羡慕的书，譬如说他们书架上会有《胡适文选》、《朱自清全集》，或者蒋梦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学家中很少有人有这些书，而姨丈还有一些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令我同样垂涎的书，只有那些《应用公文实例》或《实用尺牍指南》，我试着读了几页，发现很难产生兴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向往的，不只是他随身带着流亡的一点「中华文化」碎片，还有他口中的故事，他会摸着我的头说：「宏志呀，长大了要像罗家伦一样，二十八岁就做北大校长…。」我当时不太知道这位「罗家伦」是干什么的，更无从知道我姨丈从来就「说错了」，罗家伦不曾当过北大校长，他妙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也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三十一岁。但这句话里面的期许鼓励的意思，我是感觉得到的。
这些也都不打紧，他人的「别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鲜活泼的元素，刺激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不一样的想像。这些新鲜元素当中，又以「饮食文化」最为实际而有渗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于面食与烹饪，简单的材料在他们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家中本来纯种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来教我们做山东人的馒头、包子，和水饺，大开我们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饺，有一次过年，四姨丈把水饺皮擀薄，加入胡萝卜、菠菜、和蛋皮做馅料，发明了红、黄、绿三色晶莹剔透的水饺，让我们惊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们新得到的「外省亲戚」，这个交往过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满善意和感动的。事实上，在没有「蓝绿对抗」、「省籍情结」的操作之前，民间这种自然因为通婚、近邻、交友而得来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满趣味和饶富人情的经验，很少有仇恨、敌视的交往。可能因为我们的身分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权在握、霸道横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层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难想像的事。
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们通过他们，也窥见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与生命基调。我会在过年拜年之时，看见他们同样来拜年的同事或远亲，我们因而有机会同桌吃饭，听见他们用未改的乡音谈论着时事、国事、家乡事；我们也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情怀、与情操；这都是让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了解流亡在他们不曾想像的地方的这群失乡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中，窥见了一个值得研究反省的「独特社会」：中兴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来到中兴新村的时候，我很讶异「它」与其他台湾农村乡镇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乡下当时大部分还是四合院式的农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围着一块晒榖场，农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红砖平房；乡镇的街市商业住宅，最常见的是二层楼建筑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砖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许有一块「洗石子」的地板或骑楼，那是比较稀奇的。少数的公家机关使用的建筑，有的用了旧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们小镇上的医院；或者用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洋楼，像我们当时的镇公所；只有我们小镇上富裕的农会，才用了四层的钢筋水泥「摩天大楼」…。
但来到中兴新村，它却有着大型公用建筑和大量的公园绿地；村界入口之处，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门，还有莲花池相迎；它完全没有商店招牌，却有美丽的街树和道旁花卉，红砖灰瓦的花园公寓整齐排列，秩序井然。那个时候，当然，我还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它是那么的「不一样」…。
对我来说，中兴新村给我一个「理想国」的感觉。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地景与建物看起来无不秩序井然，街道整齐干净，到处花木扶疏、宁谧安详，没有乱七八糟的碍眼建物（在这里看不到石绵瓦的铁皮屋），也没有露出破败之象的公共建设（每一座公共建筑都是新颖而端庄堂皇）。它不像我们农村到处有鸣声不断的鸡舍猪圈，更有各种水田池塘的堆肥烂泥，中兴新村对我来说，是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全新市镇，它没有稻田菜圃，没有农家不可或缺的竹丛（提供日常生活使用的竹子和食用的竹笋），但它也没有我们小镇街市充斥的各种店招和商店，我不能想像它究竟靠什么生活？
我第一次亲履中兴新村是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距离它的建设使用（一九五七）才不过五年，什么都是新的，倒是树木已经绿叶成荫了，不知道是保留了原有树木，还是移植而来？很快的，刚刚上学的我，就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长辈那里听来一些轶闻掌故，知道中兴新村是为台湾省政府的「疏开」而建设的新市镇，市镇的居民不是农民商人，全部是在各种政府机构上班的公务人员。我虽然没赶上战争，但听父执辈讲述「美军空袭」时老百姓如何「疏开」种种故事，对「疏开」略觉有些概念，对政府机关疏散到山间乡下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
了解中兴新村的居民不靠耕稼商贩生存，并没有解消我对它的羡慕与好奇，我在这个清洁美丽的小城看见另一种生活。譬如说，它有富丽堂皇的「中兴会堂」，那是一座纯白色巴洛克式的巨大礼堂。礼堂平日可能做省府大型集会的场地，但在周日，它又摇身一变成为播映电影的「住民娱乐场」，所有的省府员工，自然也包括我的两位姨丈，都能拿到若干电影券，周日下午，这座白色大礼堂充满嘉年华会气氛，门口那一片广大的绿地广场更成为住民放风筝、逗小孩、晒太阳的「中央公园」。
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当时的中兴新村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到商店和招牌，也没有令人头疼的摊贩，但似乎居民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受到照顾。我的姨丈会带我们走往一个机关建筑，一个转角里我们会发现一家省府的「福利社」，它像后来我所认识的「超市」一样，供应着省府员工的日常生活所需，公务员们不一定用「金钱」来做交易，有许多「配给」的物资也在这里领取，省府员工的许多福利也都变成某种「票券」，凭着一张小纸条，他们有时候可以领到奶粉，甚至是一台电风扇…。但小时候的我期待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福利社的一角摆着一只厚重的冰柜，姨丈会要福利社里的工友从中取出冰棒或雪糕，那冰凉浓郁的奶香美味，四十多年过去，我还觉得难以忘怀。
这里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自足社会，它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却又什么都不缺，在这里，什么都被照顾了，你有更多金钱也无处给你消费。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社会主义天堂」，在我想，它应该就长这个样子…。
所有的社会主义天堂，当然都是一种假象。就连中兴新村那种宁静美丽的「和谐社会」，底层也有六○年代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军事压迫。花木扶疏的街容与蝉鸣不已的环境，底层也掩盖着老百姓恐惧噤声的「社会控制」。
可是中兴新村还是都市计画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为了政治目的所建设的「人工城市」，完全没有自然发展的前提，它原有的乡村和丛林面貌被弥平了，凭空建造了一座排水良好、街道整洁的「上班城市」，有点像是今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行政专区的布城（Putrajaya）一样。中兴新村这座「人工城市」几乎没有「自然城市」常有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自然成长的痕迹，因而也就没有随着自然发展而来的违建、破坏、和脏乱，更没有因为私产所有权所带来的各种都市规划的难题与扭曲。它贯彻了建造者的「意志」，城市规划前的任何地理迹象都不曾留下（也许只剩地形起伏和远方山景），可见「清除」的彻底，它是没有历史的，它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之中一夜之间迎风诞生的。
这座人工城市更反应了建造者的「想像」，它不像任何台湾的城镇，倒像是对美国郊区「花园城市」的向往与回应。它有莲花池和梅园，它有大片草坪和周边花圃，它有环山的绿荫道路和幽静的住宅巷弄，它有办公楼与宿舍，也有学校与医院。它的建筑并不取材于台湾乡间的红墙黑瓦，它的植物选择也不同于台湾乡间的绿竹茄冬，它立基于台湾乡间，包围在草屯镇往南投镇的路上，但它远眺欧美社会，想要脱离现实世界，投入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中兴新村这种奇特的建造心理与建造哲学，纪录台湾某一个世代的政治雰围，后来它的发展命运诡谲，也和它的建造前提有关。台湾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冻省」行动，使得中兴新村一夕之间被「遗弃」了，它的功能也突然「终止」了，它原来数量庞大的公务人员一夕之间被分派到各种地方。政治上一个决定，城市也突然「时间停止」了。
这一刻，我回来参加姨丈的葬礼。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我知道我已经又回到魂牵梦系的旧地。几十年来，我去过的每个地方都变了，唯有中兴新村没有变。
其实它也变了。变得有一点衰败了，房舍的老旧沧桑浮现了，各种暂时使用的违建也横七竖八的生长了，昔日簇新的办公楼如今也褪色了，招牌与商店也变多了…。但其他台湾乡村都变了面貌，它却大致还和四十年前一样。
我来到位于新村山脚下的殡仪馆，坐在略嫌侷促的小礼堂里，丧礼乐队是穿着开衩短旗袍的辣妹，像「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正用胡琴、古筝等乐器演奏着不知名的哀乐，但曲子我愈听愈觉耳熟，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乐曲其实是放慢了速度的罗大佑《爱的箴言》，没多久又有一首曲子被我认出，那是放慢转速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台湾的世俗葬礼一向「与时俱进」，永远能够吸纳新的元素成为新的内容，和布袋戏一样。
坐在礼堂里，在哀乐缭绕中，我忍不住低下头想，台湾究竟该旧还是该新？或者用时髦的话说，台湾该「守旧」还是「创新」？从前这个题目容易回答，但今天这个问题可就难了，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得来不易，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个问题放到中兴新村来，我们应该怎么想？
中兴新村的建造理由与建造哲学是过去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可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和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去对付某一个存在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再可能建造另一个「新村」了。但已经逐渐古老的「新村」怎么办？我们要拿中兴新村怎么办呢…？
我想起朱天心小说《古都》里的台北，一个恣意破坏记忆的城市，叫人想让记忆驻足流连也难。事实上，何止是台北，你回到台湾任何一个你成长的城市乡镇，你都会发现找不到昔日的故厝（已经拆掉了），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已经拓宽改建了），你可能也找不到旧日的学校或校舍、古庙或庙前的老榕树…，那些做为你记忆座标的足迹碑痕都已流转变换，你忍不住要问：「这是哪里？」甚至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过」。
比较起来，至少朱天心在小说中找到「对照组」是日本的京都，京都相对就是沉静安稳的存在，我们蜉蝣般的生命虽然不能丈量「千年古都」的意义，不过年复一年你重游旧地，发现古庙还在此，老树还在彼，百年老店也还在营业，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
但我这个「社会科学」的学习生，很快地就找到「同情」台北的理由，一种也许我可以称为城市的「社会动力学」。在我想，台北很难成为古都，是因为它还很「有用」，每天还在发展，而发展就是变化，发展就是破坏，它很难不成为一个破坏记忆的城市。只有一个城市「过去的地位」比现在重要，比未来重要，它才能有一部分「没有用」，它才能成为一个，唉，所谓的「古都」。我说的确实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样的例子，它们过去曾经极重要，如今因为某种缘故不再撑得起原有的架构，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鹿港不再是集货商港，它们原有的发展动能停住了，因而「变成」古都。
也就是说，包括日本京都在内，古都大多不是「自愿的」，它们大部分是被历史前进路线「遗弃」，失去了变新的动能（也就是使用的功能），它们就停在那里，时间冻结，成为某一种「过去时刻的胶囊」，也就是所谓的「古都」。只要给任何「古都」再度发展的动能，譬如苏州变成高新科技园区的例子，地产开发商就会像「使有机物腐败的细菌」一样，让你的城市立刻变了样，你得要费尽千辛万苦的力气，才能免于记忆被完全抹煞。我所说的「千辛万苦」，指的就是今天的欧洲各国，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区，他们必须拥有众多深知历史资产意义的居民，愿意为共同的文化遗产牺牲许多发展的机会，更必须放弃种种更动古迹与文物的自由，才能换来「主动的」（也就是「自愿的」）某种可以留住记忆的古城。
中兴新村就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轨迹「遗弃」了的城市，它的动能突然间随着「冻省」而「冻结」了，时间往前走，台湾社会其它城市乡镇也都往前滚动，只有它留在原地，安静而且安定，变成了，呃，一种「古都」。
昨天还是全新起造的「新村」，今天就变成缓缓老去的「古都」，历史进程有时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
但感伤有什么好处？我反而还庆幸台湾凭空掉下来一个「古都」呢。现在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如何保护、保存一个古都的时候吗？
把中兴新村变成一个「现地博物馆」如何？这片占地广大、建设完整、充满独特经验的「古都」，是让我们看见城市如何由某种意志而生，又因某种意志而死的「田野实证」，它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研究学习、体会理解的「完整个案」，在知识上的意义是不得了的。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中兴新村」代表的国民党霸权时期的回忆，更看不顺眼它缺少政治正确的「台味」（要说台湾的Chinatown，中兴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资格），但让我们宽阔大方一些，政治上台湾人早就得胜了，如今没有台湾人的「庇护」（blessing），没有人可以当选总统的，台湾人已经当家做主了，任何在台湾发生过的事现在全成我们的「文化资产」（不再是悲情记忆），昔日留下的孔庙是这样的意思，今日保留中兴新村也是这样的意思（千万别改它的路名、楼名，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来颇为尴尬的各种铜像）。
新村已经「古老」，我们要如何保留它的「古老」，而不至于「毁坏」？我们又要如何让它可以生活，可以观光，但又时间停止，不要再有变化？这当然都是颇有挑战的课题，台湾学习做一个有教养的国家，这样的课题绝对不可或缺…。
唉，我本来返乡参加姨丈的葬礼，为什么脑筋不肯休息，想起一座城市的生与死呢？
也许是我这位「外省亲戚」带给我的感慨，他诚实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时代的浪潮冲刷，也许一直有着「此身非我有」的沧桑之感，他曾经寄身在「反共基地」里一个奇特的「乌何有之乡」，无法回家，却在此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员。他在这里慢慢重建起家乡的「滋味」（用台湾的食材做出记忆中家乡的菜肴），重建「家族法统」（一张红纸的祖宗牌位，以及他所相信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他在这里接受了民主的洗礼，眼睁睁看着国民党的垮台（以及变成面目全非的「台湾国民党」），最后他更终老于此，也葬身于此，他和蒋经国或马英九一样，「也是台湾人了」。
中兴新村，诉说的就是几十万流亡台湾各式各样的外省人故事，它像是个超大型「眷村」，但和眷村又不相同，它不是军队的文化，而是公务员的文化。中兴新村鲜少目不识丁的老粗，居住者大部分颇有文化与教养，但他们大部分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在官僚体制基层讨生活的人，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他们的选择，但在那个战乱流离的时代，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我的四姨丈走了，和他同时代的流亡朋友也纷纷走了，还没走的也很老了，我在葬礼上看到许多哀戚的老人，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葬礼中的年轻人很少，冻省之后的中兴新村，连新一代的公务人员都很少了，现在这里是「人口移出」的地方了，和我的农村家乡一样，新血不会再来这样的地方了，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姨丈的时代和中兴新村的时代，都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真应该听听小说家做为预言者的逆耳忠告，也许我们真应该为保留记忆做一点努力，这里恰巧有一个城市突然被遗弃，突然冻结成一个时光胶囊，突然有了成为古都的条件，我们要不要给「新村」成为一个不受遗忘、也不受破坏的「古都」的机会呢？
葬礼之后，我和二姐送已然老去却聪明依旧的阿姨回家，车子一个转弯，经过了小公园，熟悉的巷道映入眼帘，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走进巷道，房舍面貌也依旧，再进阿姨的房里，老式沙发铺着沙发套，简单的木头茶几上还立着热水瓶，家里的陈设恍若昨日，生活方式也停在四十年前，这曾经是我熟识的「一种台湾」，它也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来送姨丈的最后一程，却彷彿送别的是一个时代，和一种存在过的生活…。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02.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